1988.5、说话轻率铸成大错 形势发展雪上加霜
1988年的春夏之交,应该是决定我在学术上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当时心情、心绪,神经、心理能及时调整,博士学业就可以顺利发展,那以后就是在上层活动,位子、牌子、帽子、光环;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就会顺流而下,从高层走向基层。对此,我内心是清楚的,也是有所准备的。
就在这时,教授又叫我谈了一次话,问问我的研究进展,教授当时还是以非常轻松、关心的口气问我,枝荣,近来调整的怎样,心情好点了吧!你说我那个浑啊,我如果顺着教授的语气说多好啊,谁知鬼使神差地竟然说,唉!没有神经了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其实,我当时的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就好像是与至亲好友倾述一样脱口而出了。我想如果没有与教授的老乡、私交关系,如果面对的是一位西方教授,我的大脑肯定要高速运转,慎重地说话了。
这句话肯定是引起了教授的极大反感,极其不满,认为我这句话里有威胁的意思。从此,对我才真的有了看法。如果说前次的失误是我的自作多情,教授根本就没有在意的话,这次的失误,教授是真的生气了。
山西大学刘波教授5月份来访问,正好我太太也来探亲。刘波应邀到张教授家做客,事后,教授在与我的一次交谈中,还特意提到,刘教授在我家也就是说你的事,本来你和你太太也应该一块去的,你这种状态,能去吗,口气之中,包含了对我的责备、惋惜、爱护、既恨之又爱之的感情色彩。
1988年教授在香港主持了一次国际会议,按道理我做的那些工作绝对应该在大会上交流的,但是教授没有安排,只安排我接送来客。这又激起我的强烈不满,问题是我当时的研究工作确实有成效,也有许多值得继续探讨的地方,教授内心也是清楚的。我不但心怀不满,而且消极反抗,记得当时的大会我就没有参加。教授内心肯定也有觉察,特意和善地问我,枝荣,大会你怎么不去啊,有的内容与你课题有关啊!
这次大会上,国内来了许多名家,我将做的工作与他们倾述。与杨新美教授交流过,杨教授非常赞赏;与微生物研究所的宋大康所长交流过,毕竟是官员,他说,你做的再好,也得你的导师说话啊!一位四川来进修的所长,我们早夕相处一段时间后也是无话不谈了。他专门就此问过教授,教授说枝荣前几年干的很猛,很努力,最近不好好干了。
事后慢慢琢磨分析当时我的心路历程,一件好端端的事情为什么能发展到这种程度,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我的不服气。当时工作确实做了很多,也有成效,后来回国后总结发表了7篇论文。
我看了教授第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所作工作仅仅等于我的材料部分。
2、工作量太大,神经高度紧张,神经脆弱,再者,我的心理素质也不高(梁兄自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为何在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事上就“特别脆弱”呢?-国良)。
3、做的太多,多而不细。教授对里面的一些数据一时拿不定主意。
4、我的不在乎,我的内心对于成名成家没有追求,只求做事充实。基层干事也有基层的乐趣。教授几次与我谈话中,都提到respasibility,就是责任感。其实,我是有责任感的,不过和世俗的理解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