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梁故事会连载

老梁故事会

1972.5、工农兵学员参差不齐  文化基础课重新补习

生物系的基础课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化学之类的课程。开课不久，矛盾就出现了，我们这些老高中的学生，感到进度太慢，吃不饱；而那些初中的，甚至有的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很吃力，理解不了。这种现象在生物系还不是太明显的，其他数理化系的课程简直就不能进行了。鉴于这种情况，学校只好决定，学制延长半年，专门来补习文化课，就是补习中学的数理化基础了。

补习数理化，咱老梁当然是驾轻就熟，轻松愉快了。但咱是班干部，团书记，也不能抱怨什么，而且还得主动地为那些文化程度低的学生补习啊。1972年5月份开始，专业课停止，还请了数学系的老师，补习数学；请了化学系老师来补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一直到10月份，才又重新按照教学计划开始正常上课。

据我现在的回忆，当时班上高中程度的只有8位，初中程度的有10多位，初中以下程度的也有7-8位。经过半年的补习，削峰填谷，教学勉强可以进行了。当然在补习阶段，我们这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温故而知新，也有收获，我也有很多时间用到了英语学习上。当然也浪费了不少大好时光，就是参加那些无聊、无味的所谓政治理论学习和什么教改之类的社会活动。

这当中班里还发生了一件社会花絮趣闻，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突然在宿舍生下了小孩，而她每天还正常地上课、出操，我们竟然没有发现。当然，过后，女同学说有过怀疑，但男同学就没有，起码我是一点怀疑也没有，只是印象中那位女同学不太精干而已。后来，这位女同学就被劝退学了，我们班也就成了28位布尔什维克，16位男生，12位女生，也成就了以后一个集体两个班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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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9、团结战斗班集体  同仇敌忾上管改

1972到1973年间，山西大学生物系72级是一个特别能团结、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的班集体，虽然在全校讲是个最小的系，人数最少的班，但在全校的影响力却是数一数二的。当年全校的体育比赛，除了体育系外，我们班总分是全校第二；校团委评选优秀团支部，咱生物系72级也是榜上有名，咱老梁自然也被评为优秀团员、先进团书记了。

想当年，全校一到开饭时间，高音喇叭就开始广播，响彻整个校园的各个角落，大饭厅、大操场、宿舍、教室里，校园内错综复杂、四通八达的马路上都能听到。大喇叭内经常广播咱优秀班集体和优秀团支部的先进事迹。尤其引以自豪的是，老梁还被学校团委评为优秀通讯员，给咱奖励过什么笔记本、钢笔之类的。广播稿的末尾，大喇叭里经常出现生物系梁枝荣来稿，当然，大喇叭里也经常听到政治系常虎贵来稿。由此咱与常虎贵结识，他也是忻州人士，以后，还真成了好朋友，现在他也是退居二线的忻府区处级干部了。

当年，系里专业设置时，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生搬硬造的搞了个农业微生物专业，我们入学时就是这个专业。72年底，工农兵学员要上管改，搞教改，这下给了同学们发言机会，全班同仇敌忾一致反对这个专业设置，经过几番辩论，系领导是节节败退，最后，只好顺应学员的要求，将农业微生物专业，改成了微生物专业。

当然，按照现在的科学理念，这个专业肯定是不合理的，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但当时，我们全班同学们团结一致反对这个专业的设置，却不一定是按照科学发展观来考虑的。当时，我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啊！同学们肯定是有私心的，农业微生物，我想大部分这些农村来的孩子肯定是不想回农村的，但当时，表面上是绝对不能这样说的。我们只是从专业面太窄、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基础知识、我们也渴望学到更多的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列举了无数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大部分老师，系领导内心也是不愿意、不理解这个专业的，当时只是迫于政治形势，现在既然工农兵学员反对，因此，领导老师也就顺水推舟地把专业改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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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0、教育革命走新路  实验室里种蘑菇

咱老梁这一生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喜欢干事情的理念影响一生，走到哪里折腾到哪里。大学二年级我就开始主动折腾，当时提倡开门办学、为生产实际服务的教学理念也给了我折腾的背景。

老梁当年是生物系开门办学领导组的副组长，而组长正是刘波老师。刘波老师当时也是喜欢到基层干点事，到晋祠公社花塔大队搞了小麦锈病的防治，符合当时社会背景。山西日报、光明日报一报道，刘老师就出名了，可见当时社会是鼓励我们到基层、干实事的。

老梁当年只是一个学生，但通过死缠硬磨、夸夸其谈，主动地、反复地给领导讲开门办学的大道理，做领导的思想工作。我记得有时候晚上想好一套说辞，巴不得天亮，就敲领导的门。这种死缠卖货、矢志不渝的精神竟然将学校科研处的尹康年处长给说动了，最后给咱特批了400元的马研费（马铃薯专项科研费），当时的400元可不是个小数字啊！买点塑料布、麸皮、木屑之类的东西就在实验室种开了蘑菇，搞起了发酵饲料，当时也叫糖化饲料。从系里领取一些设备、仪器，进行纤维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成分的测定。

咱当时是班上的领导干部，积极分子，自然有几位同学追随。印象深的有周天春，是忻州原平籍人士，郝庆温等。我们在高雅寂静的实验室里搭起了塑料棚，地上拌料、发酵，种起了蘑菇，搞开了发酵饲料。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几位白天要上课，晚上要天天折腾到半夜，从来没有星期天，也是非常用心、非常辛苦的。就这样整整在实验室折腾了半年，好像只在箩筐里见到几个干瘪的小蘑菇。蘑菇种的不怎么样，可咱的发酵饲料试验还是很成功的，后来，咱在发酵饲料的开发上还颇有成就，这是后话，以后再细讲。

各位看官，大家不要嘲笑，因为当年社会上种蘑菇的也很少，都不记得当时太原市有没有种蘑菇的了。老梁现在回想起来，也尴尬自责，想当时部分老师肯定是看在眼里、怨恨在心里，表面支持，心底却不满的，你说把一个好端端的实验室搞的乱七八糟，老师能满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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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2、上窜下跳赶时髦  乱七八糟很无聊

大概就是在1972年底吧，当时国家的上层又阴风四起，说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了，两报一刊发出了激烈的批判檄文，战斗的号角！我们这些青年学子，虽然内心深处是想安心地学习、上课，可这是政治大方向，谁敢造次。咱老梁当时精力充沛，积极进步，可对于国家大事，也只能听党中央、毛主席的，听两报一刊的。既然，不让好好上课，要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咱老梁肯定要带头参与了。

当时咱一是班里干部，二是咱是积极要求加入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有志青年，自然就要冲锋陷阵、义无反顾了。当时，咱不但在系里的批判会上积极发言，而且在全校的座谈会上，全校大礼堂的大会上也要登台表演一番。

记得有一次，校党委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咱老梁是生物系的代表，当时系里党委书记叫苏更明，还特意在下面找到咱老梁，嘱托咱发言时注意点。其实，苏更明当时就是系里批判的对象，我的发言肯定是针对他的，你想咱能放弃革命立场，被你苏书记收买吗？不过，人心毕竟是肉长的，虽然发言是大方向没有变，但用词上、语气上肯定对苏书记有所照顾的。当时究竟要批判什么，已经忘记了，反正是两报一刊怎么批，我们就搜肠刮肚地联系下面怎么说了。其实，苏更明书记当时算是年轻的干部，大概就是30多岁吧，工作上兢兢业业，也想把工作做好，可当时的政治气候就是不让你好好工作、不让你好好学习啊！后来，好像是苏书记撤职了，后来又听说，苏书记落落寡欢，得癌症了，再后来听说，英年早逝了！唉！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摧残人的年代啊！

当时的政治风潮，那是来势凶猛啊！记得当时的省委领导一把手，省军区司令、省委谢振华书记，亲自来山西大学做了动员报告。身穿军装的谢书记虽然个头不高，但前呼后拥，台上灯光闪烁，前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呼啸而去，还真让咱老梁见了世面。后来学校开批判大会，我代表生物系大会上发了言，就是照猫画虎，将报纸上那些东西换成自己的语言，乱七八糟地说了一通，究竟说了什么，当时好像还是慷慨激昂、洋洋自得，可现在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记得，过了没有多久，给我们做报告的谢振华也犯错误了，撤职了，下台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张大字报揭发谢振华在当书记期间，如何绞尽脑汁设下圈套将一位女护士搞到手的故事。你看咱老梁就是没有出息，那些批判的政治大事咱没有印象，而这些生活琐事、趣闻杂谈倒是记忆深刻，唉！天生就不是一个成大事的人啊！

在那个群魔乱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社会，做一个洁身自爱的人难啊！！

永远是个闲不住的人，有思想有个性。

发布者自由人2010-12-06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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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追求进步要表现  我给领导提意见

1962-1965年在河边初中学校期间，值得记忆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过，一件与现在紧密联系、戚戚相关、影响深远、波及至今的事情必须一提。

那个年代，咱老梁正当豆蔻年华，思想单纯，积极向上肯定是主旋律。当班干部咱没有那个能力，但是当三好学生、加入先进的共青团组织，咱还是野心勃勃、努力追求的。追求进步，不但要努力学习，而且要积极参加劳动，课外多做好事，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些咱都做到了，就不多费笔墨口舌了。咱老梁专门讲的是与咱现在的最高领导、医学教授，我太太有关的一件趣闻轶事。

那是1963年，我们初中二年级，我现在的太太，当时是学生会主席，班上的职务忘记了，反正是最高领导了。班上开会，提倡给领导提意见，记得当时班上主流对咱老梁评价是死学习、学习好，但关心集体不够。这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肯定要表现一下，以挽回这不好的印象。于是乎，咱老梁就搜肠刮肚、苦思冥想，究竟给那位干部提点什么意见。这个提意见，也得琢磨一番，你提得太狠，不但达不到挽回印象的作用，还会得罪人、加深负面的印象，反而弄巧成拙，如果平平淡淡，隔靴抓痒，也引不起注意。

不要看咱老梁平时大脑愚笨，笨嘴结舌，有话说不出，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有灵感的，咱老梁突然想到那位最高领导了。其实，当时咱与最高领导关系就没有什么记忆，平时连话都没有说过几句，也很不了解，只是知道她非常活跃、能干，又要唱歌、又要表演节目、还要参加武术队，反正什么事情也不拉下，大庭广众下说话多，与老师同学交往也多，这些都是优点啊，对于这些优点，咱老梁内心也是敬佩的，咱唯一不服气的是她的学习没有咱好啊！

最高领导的这些特点如果用正规语言讲那就是活泼嘛。这活泼，是她的特长，可这正是咱老梁的缺陷啊！说太活泼，这也引不起注意啊，最后，咱就琢磨了个民间用词：我给刘秀兰同学提个意见，她什么都好，就是太活泼了，按咱老家土话说，就是有点太燒（捎叨）了....。 话音未落，全班哄堂大笑。

至今，咱最高领导提起此事，还是耿耿于怀，说咱老梁要不不说话，一说话，就胡说八道、惊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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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艰苦岁月记忆多  苦涩之中有欢乐

从1962年开始，到1965年，国家经济逐步有所好转，但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当时不但要紧张地学习，而且我们都是青少年，身体快速发育时期，总是感到吃不饱，肚子饿。按道理讲，我们每人的定量是31斤，也不少了，但主要是没有副食，就是水煮萝卜白菜，上面飘着几滴生油花。

记得，到每个月初，在大灶（学生灶）墙上就会贴出每个学生上月的伙食费。因为有的学生星期六要回家，就提前到食堂管理员处下了灶，这样到月底结算时，每个人的伙食费就不尽相同。当时，普通的伙食费每月也就是6元左右，但有的学生还是抱怨伙食费太高了，家长负担不起。迫于无奈，学校就做了个决定，分灶吃，学生自愿分成正常灶和省钱灶。省钱灶就是不吃白面少吃菜，我参加了这个省钱灶，每月的伙食费降低到了5元多。其实，当时白面的定量本来就少，大概是每两天，中午吃一次白面蒸馍，4两面一个。改成省钱灶，就是一个星期吃一次，也省不了多少钱啊！菜本来就是水煮白菜萝卜，每顿饭也就是3-5分钱的菜钱，你再少也没有多少啊！这个分灶制好像也没有实现几个月，一是效果不明显，还很麻烦，但更主要的，据说上级领导知道后，怕影响孩子们的健康，不让搞了。

当时，我在55班， 我哥在57班， 他还是比我低一年级。分灶制的实行，对于我哥也是无动于衷。我记得起来，他就是随大流，不出头，不像我这样总想折腾、总想创新！唉！兄弟俩还是有差距的。

我哥这种性格有时也会占便宜，记得应该是1964年，部队到我们初中生中挑选滑翔员，就是飞行员的后备力量。第一批我们兄弟俩都通过了检查，就到了定襄县城复查，能通过检查的很少，全河边初中也就是20几位吧。复查时，就把我剔除了，当时表面的原因是我曾经因重感冒昏迷过几天，但据内部消息说，主要是我的家庭成分填写的是中农。我哥就顺利通过复查，后来又到太原检查，到太原时就剩下他们两人了，后来，另一位通过参军了，我哥因为透视后胸部有小问题，也就打道回府了。虽然最后落选，但起码到大城市太原转了一圈，而且回来跟我们讲，在太原每天有白面吃，而且能吃饱，我羡慕了好久，也后悔了好久。原来，我哥填写的是贫农，我不敢造假，老实地填写了中农。其实，后来核实成分，我家就是贫农啊！不过，以后这成分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那个年代还有一件可笑的回忆。当时我们经常吃高粱面疙蛋，这是我们学生叫的，其实就是高粱面窝头，4两面一个。就是这个高粱面疙蛋，有的女同学吃不了，有的男学生也吃不饱啊！有时候，有的学生就无聊起哄，比赛吃高粱面窝头。比赛时，只能就咸菜，不能喝水。记得吃得最快的是我班同学康二（康志清）的哥哥康大，比我们高一班，半小时吃了3个。不但3个高粱面窝头白吃了，而且还赢了对方的一个白面蒸馍。 当时，我们对他是既羡慕、又嫉妒，我们怎么就没有那个本事呢，主要是那个白面蒸馍有诱惑力啊！ 

观海云远在2011-7-28 23:04:12的发言：

梁老的故事，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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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定襄高中学半年   转学到了忻一中

1965年夏季，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顺利通过，8月份收到录取通知书，9月初入学。定襄中学高13班。那个年代，全定襄就这一个高中班，我们那年参加考试的初中班是全县共6个，河边初中2个班，就是54班和我在的55班，定襄初中4个班，录取比例应该是4:1，毕竟还有不少没有参加升高中考试的。

定襄高中半年的度过，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当然，在学习上，好像也应该在前10名以内吧，实际上，还没有分出个高低，一个学期刚过，我就转学到了当时的忻县中学，现在的忻一中了。

其实，当时转学，就是为了能得到结济，少受点饿。此话何解，原来我从小崇拜的二舅，当时已经是忻县地委的会计，而且在地委行政科好像也有点职位了，在忻县城安了家。我身体好，肚子大，在定襄中学就得每个星期回老家取干粮贴补，来回就得40公里，既浪费宝贵的学习时间，又得消耗体力、消耗能量来回奔跑。因此，在我外祖母的提议下，我二舅就凭借他地委工作结识的关系，没有费多少周折就将我转学到了忻县中学高41班。说没有费多少周折,是当时我的感觉。 就在最近，二舅看到这个故事,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当时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肖度将高一的几位班主任叫到办公室，起初班主任对于接受我这位转学生并不积极，后来看到我的成绩档案，说这是位优等生啊，才肯接收下来。

这里补充几句，我二舅一直以孝敬长辈著称，二舅帮助我转学，一方面是外祖母的几次唠叨，另一方面二舅本意也是积极的。转学到忻县中学，除了星期天到二舅在城内的家蹭几顿饱饭外，二舅在星期三也会将蒸好的玉米面混有白面的“二代王”给我送去，很多同学对此很是羡慕，都知道梁枝荣有个好舅舅，有个好二妗。

当时，忻县高中的学生来源，除了忻县本地的为主外，还有五台的和静乐的。定襄当然就我一个，由于定襄五台交界，我老家北社村又与五台槐荫、东冶相邻，从感情、语言上就与五台的同学交往较多一点。这只是一开始，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整天不干正事，也就乱了套，同学之间的交往多了，也就没有这个概念了。

1966年前半年就在正常的学习中度过了。在此之间，记忆较深的就是春天3月份发生在河北邢台的地震，波及到了忻州，当时的防震抗震也留下了深刻记忆和一些笑料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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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3、防地震风声鹤唳  惊弓鸟乍起八回

    1966年春天邢台地震发生时，同学们睡的是大通铺，大家都被床的晃动和同学们的吵闹声搞醒了，但就是在床上躺着议论一番，没有一点惊慌的意思。后来，是学校领导的几次防震动员引起了同学们的重视和恐慌。

    开始防震的那个晚上，每个宿舍都要轮流派一位同学值班，但究竟怎样来观察地震前兆，就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了。防震期间，宿舍彻夜开着灯，那时候的电灯，就是长长的电线吊着个白炽灯泡。因此，有的宿舍，值班同学就死死地盯着那个灯泡看着，一旦有晃动，就赶快发出警报；有的宿舍就在床上放个脸盆，盆内盛水，水上放个乒乓球，乒乓球一动，就大喊大叫。

    那个晚上可是个刻骨铭心的夜晚，我们10点睡觉，从11点开始，就警报不断，往往是一个宿舍一声大喊，其他宿舍就遥相呼应，在10几秒内，几十个宿舍的同学就争先恐后、蜂拥而出，一声呼喊都跑到了大操场。因为跑向大操场是有预案的，老师、各级学生干部都事先交待过的，因此绝对不会出错。

    当时，往外跑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我一边往大操场跑，一边还抬头看看房子倒塌了没有，看看大树倾倒没有，什么也没有看到，只看到那白杨树细树枝在晃动，树叶好像在哗啦啦地响，我就边跑边想，这是大震前的小震，树枝、树叶都开始摇晃了。

    第一次跑到大操场大概待了15分钟吧，等到有关领导传话说没事了，我们就又返回宿舍睡觉。可能是刚刚睡着吧，忽然又是一阵混乱，我们就又跑到大操场，这一次，没有几分钟就解除警报，我们又返回宿舍。就这样一晚上，惊叫声总共发生了八次，当然，最后几次，我们最多就是跑到宿舍外面，就发觉是虚惊一场，也就没有往大操场跑了。到最后，同学们实在是受不住了，就交待值班的，要沉住气，不要一听喊，就跟着喊，要看好自己宿舍的预警系统，确有情况，再发警报。值班人员经验也总结了，天也就快亮了。

    第二天，领导也总结经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干脆就让所有的同学老师搬到大操场睡觉去了。我们就各显神通，我们把床板搬出去，当房顶，我们在地下打地铺睡觉，安全了，我们也安心了，起码比一晚上乍起八次要好。

    后来，我们分析、总结，为什么一晚上能误报八次。其实，同学们土法试用的预警系统都靠不住，水盆内的乒乓球最易误报，同学们的一个翻身，床板的轻微震动、值班人员的呼吸都可引起水面上乒乓球的晃动。而预警人员往往是一个宿舍一声喊，马上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样几十个宿舍内有几个宿舍出现误判，就会引起全校宿舍整晚不得安宁。

    我记得，有几天白天也在外面上课，春天风多，风刮的书、笔记本都不得安宁。上级领导还来学校视察过，检查防震抗震的措施落实不落实，当然领导绝对是好意，学校各级领导也积极贯彻执行。这也就给我留下了这深刻的记忆，给我们现在讲故事留下了生动的笑料笑谈。    

     附：邢台地震由两个大地震组成：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专区隆尧县发生震级为6.8级的大地震；1966年3月22日，河北省邢台专区宁晋县发生震级为7.2级的大地震。两次地震共死亡8064人，伤38000人，经济损失1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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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6、文化革命狂风骤起   激情燃烧胡乱参与

    风云突变，狂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突然爆发。1966年6月初，《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所谓的两报一刊，发射了重磅炸弹、吹响了惊天动地的战斗号角。我们平静而正常的学习被完全打乱、国家经过几年艰苦恢复的正常秩序被一朝摧毁，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一时群魔乱舞、歇斯底里，我们这些书斋中的有志青年自热而然被席卷其中，激情燃烧、高烧不退、标新立异、胡乱参与。

    第一件可笑的事，停课了，也不进行期末考试了， 无所事事，就会无中生有，到外面去破四旧。我和几位同学就逛到城内，找到些旧式的街门楼，上面有烧制的雕刻、装饰，胡乱砸一顿。房东不但不阻止，而且主动积极地给我们提供墩子、梯子。有了这一上午的行动，就有个托词、有了说法，我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了。

    第二件可笑的事，我们同班的一位同学，是忻县来的，叫王玉文的，星期天回家一趟，有所感慨，写了篇日记，说看到父亲辛苦劳作，脸更黑了、更瘦了.....。不知道被那位好事的看到后，就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大家就争先恐后的一顿乱批，说王玉文居心不良，给社会主义抹黑，攻击农村四清以后的大好形势，几天功夫，整个教室挂满了批判的大字报。

    闹剧还在继续，当时教室的玻璃都用石灰水涂抹，有的同学无聊地在上面胡写乱画，有的在上面写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万岁之类的。有一位我们班的同学，个头不高，五台县来的学生，叫张XX的，好像无意中在玻璃的下方胡写了几个放屁之类的词，这一下可出了政治大问题，又是一次批判的高潮。后来，发现这些同学中互相批判的闹剧不符合斗争的大方向，就不了了之，把斗争的火力指向教师，后来又向领导当权派转移了。

    8月25日，地委在城内体育场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主席台中央悬挂着伟大领袖的巨幅画像，前面摆张桌子，领导和代表站着发言，这是一般开大会的场景。但那天就出事了，当时忻县师范的一批学生，当场造反，说领导站在了毛主席像前面，把毛主席挂在后面，居心何在，就此扰乱了会场，造了大会的反，后来上去一批人，把巨幅毛主席画像抬到了主席台前，大会发言站在巨幅画像的后面，真是滑稽可笑，这种行为虽然多数人内心反感，但当时没有人敢反对。

     这就是当时的8.25事件。我们忻县中学大部分学生看不惯、不理解这种闹剧，就跑到太原，到省政府表达我们的看法。当晚，省委书记卫恒还接待了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晚上住在了省委招待所，馒头、稀饭，有点荤油的菜随便吃，敞开肚皮地吃，记得吃完了所有的馒头，招待所连夜再蒸，反正对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是没有慢待，我们也享受了一次白面馒头能吃饱的盛宴。第二天，在当时最好的、唯一的宾馆迎泽宾馆内，一个小会议室，当时的地委书记徐志远还接待了我们的学生代表，当时我去了，但为什么要让我去，现在真想不起来，因为我当时在班上不是班干部，也不算活跃分子啊！当时徐书记与我们座谈的内容，也就是劝我们回学校去，要与师范的同学搞好团结之类。后来，徐志远书记，还是被撤职了，再后来，省委书记卫恒还是自杀了，再后来，全国一片混乱，我们就混中摸鱼，到外地大串联，享受革命的免费旅游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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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8、革命串联免费旅游  各地招待唯恐不周

     北京等大城市的学校，其实在7-8月份就开始革命大串联了，那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各地都待为上宾。我们这小地方二三线城市的学生智商也不低啊！你们能来传经送宝，那我们也可去学习取经啊！而且8月26号的太原之行，我们也尝到了甜头，原来我们出去，各级官员还蛮重视、蛮招待的。9月2号，我们就分批出发了，还开出了学校的介绍信，盖上学校的大红印，骑分线处，一撕，留一半，带一半，非常正式、正规的介绍信，绝对不会假冒。

    我们那一批好像是10几个人，班主任张必明老师就在我们这一组，目的地指向火车最远可以到达的地方，云南昆明。太原上火车后，就是一路走，一路上人，一路挤，挤得就要上天入地了！座位下面都睡满了学生，张老师就躺到了行李架上。

    拥挤得出乎意料，为了恢复体力、为了身体健康，我们就在武汉下车休整几天。主动地到各个大专院校抄写大字报，顺便也到武汉长江大桥看看。几天后又出发到长沙，也是到大专院校、党政部门抄大字报，又到橘子洲头看看，那是伟大领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地方，是必看之地。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又抽一天到韶关韶山冲看看，那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感受一下那里的灵气、龙气，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幸福和敬意。

    几天后，再出发，就到了南国之地的广州，住在五四中学，吃得是大米，绿色蔬菜叫不来，但鱼、蛇 、青蛙之类的还是认识，至于有人说这里还吃老鼠，我们就没有品尝了。

    广州也是首先做革命工作，到各处抄大字报，完成革命串联的任务。然后，就是到革命圣地瞻仰、朝拜，什么毛主席早年讲课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黄花岗72烈士之墓，雨花台、三元里.....。

    周游到此，我们也实在是有点累，革命激情有所减退，到昆明的火车票又难以搞到。经过大家的紧急协商，就改变了原定计划，转向了大上海。这里有个小插曲，由于我们介绍信写得是到昆明，广州当地的接待人员就给我们每人带4元的路途补助，我们还大闹了一场，说你们这是慢待毛主席的客人，不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要去上海，4元不够，非要带6元。但当时，接待人员还是坚持了革命原则，按照4元钱给了我们。

    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不理解，白吃、白住，当地还要给发补助，这是为什么啊？要知道，我们当时出去串联是师出有名啊！那是毛主席派来的，是毛主席请来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客人啊！这个大牌子、大帽子一放，谁还敢怠慢啊！？

    后来，到上海几天，除了大专院校转转，印象中就是火车站的拥挤，几天都上不了车，我们的革命串联小分队也只能化整为零，各奔前程。幸运的是最后虽然有点狼狈不堪，但还是安全地返回到了我们的出发地。

当年，毛主席在北京连续12次接见红卫兵，谁都想去朝拜他老人家！由于全国几千万红卫兵在各地乱窜，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铁路负荷，党中央、毛主席10月份就及时发出号令，要提倡步行串联闹革命，据说，后来铁路上不能免费乘车了。但我们还是找个理由坐火车到了北京，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又是抄大字报，又是走访革命圣地、名胜古迹，又是吃北方人喜欢吃的馒头，随便吃，能吃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