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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列东的虎头山麓,有个林木成荫、鸟语花香的园林式单位——三明市真菌研究所。 40多年来,这里培养出了一批对国家、对人民有卓著贡献的科技精英,郭美英便是其中的一位。 郭美英从事真菌科研,硕果累累。她先后荣获了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省星火与国家星火三等奖等12项次;1992年被评为市拔尖人才,首批获得福建省政府表彰的省级优秀专家,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3年她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选为省第七届政协委员;1995年被评为三明市劳动模范;1998年,被授予省、市“三八”红旗手,并再次当选为省第八届政协委员,其业绩被载入省科委、科协主编的《当代福建科技名人》一书(见该书第325页至329页)。她现在是三明市真菌研究所的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会福建省委委员、民盟三明市副主委。 热爱之泉浇开事业之花 郭美英出生于莆田涵江,从小就勤奋好学,资质聪颖。1964年,她从莆田第六中学高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水产学院养殖生物系。 由于处在“文革”时期,1969年大学毕业后,她和她的一些同学被安排来到霞浦军垦农场。军垦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晨号一响,即整装奔向操场,和战士们一样摸爬滚打,苦练本领。她们一边接受军事训练,一边参加农业劳动。在那里,她熟悉了农事活动过程,体验了农民的生活,锤炼出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1971年9月,郭美英被分配到了三明真菌研究所(当时称作“真菌实验站”)工作。 郭美英生长于海滨城镇,上大学就读于上海,所学的专业又是海洋生物养殖,这下却来到山区从事山林中的菌类研究,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竟是如此之大!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她好好工作、为社会造福的美好心境。“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是她在军垦农场所受的教育,而当时社会正崇尚“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雷锋精神,因此,她愉快地接受现实,上岗了。 她好奇地打量这眼前的一切。 这个在当时我国成立较早的真菌学专业科研单位,其占地面积仅比一个足球场大一些,房子简陋,设备简单,经费拮据。但由于取得突出的研究成果,这个小小的科研单位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再看看她的同事们,他们原来也来自不甚对口的专业,有学农业土壤化学、兽医专业的,有学林业的,有学生物的,还有化工学校、幼儿师范的……那时,压根儿就没有“真菌研究”这个专业,为了我国新兴的食用菌事业,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她想,自己总算有生物学知识的坚实基础,相信能在这个领域里有所作为,并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 走过实验室,她看见水架上一整排玻璃瓶子里那像鲜花一样盛开的银耳,觉得格外兴奋。她记得在上海读书时,曾在市场上见过这东西,可是一斤100多元哪!当时她还曾想过,可能这辈子吃不上这昂贵的珍品了。没想到自己竟能从事研究开发这类产品工作。此时,同事们还拿了几朵银耳让她拿回去尝尝滋味怎样。郭美英尝了银耳鲜美的滋味后便琢磨起来;世上总把“山水”和“海味”并称,自己本来是学“海味”养殖的,现在来研究开发“山珍”,让山区农民因此富裕起来,这也正是自己的心愿呀! 从这一天起,郭美英打心眼里爱上了真菌研究这一行。 宽广、诡秘、神奇的真菌世界吸引着她勇于探索、乐于奉献的心灵。 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是她的家什,科技资料、市场信息是她的宝贝,菌种、菌株成了她的“宠物”。她身着朴素的工作服,眉清目秀,心灵手巧,做事认真而执著,极富科研人员的气质。 不久,郭美英便参与了所里的“农用抗菌素研究开发”、“香菇杂交育种”、“食用菌菌种保藏”、“金针菇品种开发研究”、“金针菇杂交育种”、“珍稀食用菌品种杏鲍菇的选育与栽培研究”以及茶树菇、大斗菇、金福菇的研究开发等课题的研究工作。 30多年弹指一挥间。 凭着对事业的热爱和执著追求,郭美英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着科学高峰,摘取了一颗又一颗的璀璨“明珠”,在食用菌科研领域里屡建奇功。 “三明一号”即为“中国一号” 1978年,全国科技工作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到了!郭美英也在专业上日趋成熟,她从助手成长成为科研主持人。 1979年1月,我国的真菌分类专家、所长黄年来让她主持了金针菇的研究工作。黄所长把自己用多年心血换来的成果8株金针菇菌株(其中 1株是从日本引进的、7株是从全国各地采集分离的)交给了她。这,实际上是把我国研究开发新品种金针菇的课题项目交给了她。她明白这副担子的份量,也深感领导对她的信任和期望。 如今在市场上到处都有金针菇,而在当初,它的人工栽培却是一个谜团。 金针菇又“朴菇”、“冬菇,是中国古代就有人食用的山珍之一,是真菌王国中的一朵“金花”。唐代《四时签要》曾记载段木栽培金针菇的史实,但当时这朵“金花”却很快枯萎了。 20世纪30年代,我国曾有人尝试瓶栽金针菇,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得到发展,市场上更看不到金针菇。而我们的东邻日本国于1928年开始研究金针菇,到 20世纪 60年代,其金针菇人工栽培已呈现代化生产,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年产8万多吨。 郭美英想,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口气。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手上的金针菇这朵“金花”,天折,不能让历史留下又一个遗憾! 郭美英是这个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她制订了个5年攻关规 划,全力以赴投入实验。 她,废寝忘食地查阅材料,不断地提高认识,增强着信心。 由于野生金针菇菌株稀少,有关资料十分匾乏,她便借助翻译资料,甚至也拿着日语词典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查,努力寻求适合我们的栽培知识。 由于人手少(当时只配给她一名临时工当帮手),她就不辞辛劳地兼干下手活。为了筛选出适合各地栽培金针菇的培养基,她到处收集各种不同类型的木屑(疏松的、致密的)进行试验;需要蔗渣而三明没有,就去漳州要货;需要果茶壳,就与尤溪的茶农联系;需要棉籽壳,就到三明纺织厂去收集车间地上被当作垃圾的废棉团。她还曾乘车到南平去运棉籽壳,为了节约经费,她还亲自参加搬运。 由于缺场地,实验室不够用,起先,她就借用私人的柴火间或房屋的小角落做培育场地;后来,她发现自己单泣的后山坡上有一旧瓦房可以利用,从此便爬 300个阶梯到那里去做实验,每天都得往返4次。 当一个人有了压力时;就会产生动力;而有了动力,就能焕发出最大的潜能。 她就在这样环境里配备培养基、消毒接种,蹲在地上观察着各个品种的生长状况,计算各种培养基培育的品种的产量高低,分离孢子和菌丝组织。 每当新苗种长成之后,观察记录的工作更加繁重,每一组菌丝的生长过程都必须仔仔细细地进行登记。她十分细心地寻找其细微特征的差别,观察在不同环境因子下的不同状况,鉴定它们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力,精确测定其产量,然后根据综合指标评价才能决定取舍。一天干下来,累得腰酸背痛,头昏眼花。 有一天清早,郭美英正想起床,突然觉得天昏地转,一翻身就呕吐。她以为是低血糖病,只要喝点糖水就能缓解。谁知喝了后又呕吐.吐了半个脸盆。这可把她丈夫给吓坏了,赶忙送她到真菌所隔壁的部队医疗所去看医生。经医生诊断,是患了“美尼尔氏综合症”。这种病一般是劳累过度、体力下降所致,需要休息治疗1一2个月。然而,项目实验正在进行中,小菇每天都在生长,需要她及时做观察记录,否则,实验就要半途而废。郭美英吃了药,病情稍好些,她又每天拾级登山,到那旧瓦房中做栽培实验去了。 这是一项考验人的意志和耐性的工作。试验需反复进行多次,虽然也有失败的,但郭美英从不灰心。她,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她,像慈母般地爱护菌株,对难以分辨的孪生兄弟似的菌株了如指掌。 这是一场持续的战斗,未获全胜不能撤离。那时,她的二儿子才一岁多,需要照看,加上家务繁忙,她的体质更虚弱了,爬楼梯都觉得头昏恶心,但是,她硬是咬紧牙关坚持下来,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寒来暑往,周而复始,项目研究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郭美英孜孜不倦地探索着金针菇人工培育的奥秘,白天攻,晚上钻,梦中还惦着它们,真是“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 1982年初,通过连续四代的组织分离和驯化筛选,在经过5500多袋(瓶)的栽培试验以后,郭美英终于从28个分菌的菌株中精选出代号为FLO1-1的菌株,它成了金针菇中的佼佼者。它的生长速度、产量、营养成份以及抗逆力等都比日本信农二号的好得多。 又经过两个寒冬的重点观察,FLO1-1菌株的稳定性非常好。由于其原始野生菇来源于三明洋山,又是经过三明真菌研究所选育出来的,因此把它命名为金针菇“三明一号”。 1984年1月 8日,“三明一号”通过专家级的鉴定。专家们一致确认它是中国经过选育定型的第一个金针菇优良菌株,盛赞郭美英、黄年来等同志的工作“很有意义”,“是我国利用野生食用菌资源发掘选育新菌株的成功例子”,“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1984年,该项目获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86年,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这项成果实属我国首创.“三明一号’即为“中国一号”。 郭美英成功了! 从此以后,在国内尚属空白的人工栽培金针菇终于扎根并遍布了中华大地。 “杂交优势”派生优质品种 尝到收获喜悦的郭美英并没有止步不前。 她在生产实践中发现:“三明一号”虽然成功地开了我国金针菇人工培育之先河,但它还存在一些缺陷,如菌盖开伞快,色泽偏黄,菌柄基部颜色较深, 导致制罐效果欠佳,尚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而日本的同类产品则色泽白,不易开伞,外观较好,但产量低、搞病力差。她想到了前苏朕米丘林的杂交果树的试验,想到香菇杂交取得的成果,而金针菇能否通过杂交来取得更好的菌种呢?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国内外尚无这方面的先例。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勇于挑战是成功的科学家的必备素质。用郭美英的话说,那 就是;“科研人员的职责就是要不断地去解决前人未能解决的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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