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散文天下』工地

三郎

工地
　　
　　　　　　　　　　　　　　　　　围墙
　　
　　原先是一块稻田。有一天，一堵围墙把这块稻田四面八方圈了起来，于是，它就成了工地。这个过程异常简单，我每次从围墙外走过，就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在村头看到的情景：一条公狗，翘起一只脚，绕着一块草皮尿一圈，把草皮变成它的情欲范围。
　　当这块地是稻田的时候，稻田的边沿是田埂。田埂都不很规则，它依顺地势的起伏，就像小孩子在纸上信手画的线条。但是田埂的线条却能与水和谐地配搭在一起，保持田里水的平衡。围墙不这样，围墙用的是标杆，拉的是直线，切的是方块，围墙对方块以外的那些边角余料不屑一顾。
　　围墙是工地的一个界限。狗依靠尿浓烈的气息、牙齿、唾沫和吠声发挥界限的作用，围墙凭借砖石高、厚、冷、坚硬这些质地显露它的威严。当围墙把某条通路拦腰斩断后，原先从这条路通过的人就只能顺着围墙绕一个大圈。
　　一旦围墙被竖立起来，它一般不会仅仅充当界限的作用。大幅大幅的广告画，一张挨一张把围墙精致地包裹起来，像包一块巧克力糖。广告画上用了很多镀金的词语、纷繁的线条和眩目的光影，电梯公寓、草坪、超市、休闲广场，幸福写满每个人的脸，情人挽着情人的手，巧克力醉人的香气撩拨着从围墙外走过的每个人的神经。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围墙里面非常安静。以前它会随着季节的推移变换自己，蓄水了，耕田了，插秧了，它的呼吸和天地的呼吸血脉贯通。但是，一堵围墙立起来，它变得有些不知所措，它不知道接下来它将面临怎么的命运。就像一群朝臣等待一位新的君王的临朝，而那君王却又迟迟不来。那位君王什么时候来？会来吗？他来会做些什么？
　　每天，我都要绕着那堵围墙走两次。透过门口缝隙，我看见里面的荒草已经长得很高，它们铁青着脸，伸着脖子东张西望。两只蝴蝶，在荒草上飞来飞去。它们似乎想飞出来。钱钟书先生说，围墙里面的都想逃到围墙外面来。但是围墙太高，几次碰壁之后，蝴蝶只好屈从于既定的规则。
　　围墙一天天改变着它的作用。小孩子在上面画他们想象中的房屋，小青年把他们内心的欲望泄在广告画的大街上，画中美女们的大腿，贴满了专治性病梅毒的宣传单，高楼的顶端，立起一组黑体的、暗箱的“办证”电话号码……
　　突然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在围墙里割草。那是个老太婆，我曾看见过她在这块地里插秧。当她的稻田被围墙圈起来以后，她搬到了远处的农安区，不再养猪，放牛，她过上了城市人没有土地的生活。我愣在那里，我不知道她割那些草去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翻进围墙里面去的？围墙密闭得很好，难道她会飞？或者那里原本就没有人，是我看花眼了？我抬起手揉我的眼睛，我感到我的眼睛越揉越模糊……
　　

三郎

　
　　　　　　　　　　　　　　　　　挖掘机
　　
　　一台挖掘机开进了工地。
　　一台挖掘机，这是草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工具，它们的家族记忆中只有镰刀、锄头以及野火那样的记载，没有这个庞大的家伙。作为杂草，它们已经炼就了对付镰刀、锄头以及野火的办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是它们的启蒙读物，它们靠这些读物延续它们的民族和王国，一直到现在。
　　可是现在过来的却是这么个大个人。这大个子简直是头怪物，它没有脚，在齐腰的地方装了两圈履带；一支独臂，巴掌大得出奇；胸膛在最上方，里面装的不是心，而是一个人。草们认出来了，那个人就是曾经用镰刀、锄头以及野火给它们的民族带来灾难的家伙！他从哪里又弄来这个大东西？他要怎样使用这个大东西？
　　——以上其实不是杂草的思维，而是我的思维。当第一台挖掘机终于开进工地的时候，我站在围墙外对着那些杂草发愣。那天我的本意是要对着水稻发愣的，但是水稻早已绝迹，我只好去瞅杂草。我对杂草的感情一向挺复杂，我希望那块土地只生长蓬勃的水稻，而不是杂草。但是在没有水稻的日子，我只能把自己的思维和杂草靠在一起。
　　一台挖掘机开进工地，它巨大的铁臂抓起泥土往后扬。泥土是黑色的，松软的，潮湿的，充满腐殖质的。但是泥土的这些品质对工地一点作用也没有，相反，它们成了累赘。工地需要的是坚硬、光滑、刚直、尖锐。就像当年农人为了庄稼把杂草流放到远远的田埂上一样，挖掘机把泥土翻起来，把它的肥沃、潮湿、松软晾晒在阳光下，把态浓意远炼成一把坚硬的骨头。我知道，农人在和杂草斗争的时候，他们最终让杂草流传了下来。那么，工地能把土地的肥沃品质保存下来吗？
　　挖掘机是城市的锄头。它把土地挖出一个一个大坑，它在坑里种上钢筋、砖石和混泥土，一个月，三个月或者一年，漂亮的住宅小区、气派的星级酒店、超市、道路、霓虹灯，这些事物一群接一群生长起来。它们的生长与季节毫无关系，与气候毫无关系，与土地的墒情毫无关系，它们的繁殖能力十分强大，并且不会凋谢。三个月前，一口绿油油的稻风曾呛得我连打了几个喷嚏，三个月后，我被一块大玻璃压扁了脸。
　　挖掘机伸开钢铁的手臂，拉直，又曲拢。我听到它钢铁的骨节啪啪地响。它钢铁的手指伸向泥土，它没有费任何一点力气就插进泥土柔软的肌肤里。就像我把手伸进水里一样。那一年我在九寨沟看到那汪碧水，我试了很多次都没胆量把手伸进去。我不知道挖掘机在面对一片肥沃的土地时，它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过一丝犹豫。那个开挖掘机的小伙子，他的嘴角叼着一只烟。一年以前，他曾躬在这块田里插秧，现在，他坐在高高的机器胸膛里，他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一个恐怖的怪物。他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他熟练地摇着操纵杆，钢手抓起肥沃的泥土，往后扬，就像丢掉一件穿旧的衣服。

三郎

　　　　　　　　　　　　　　　　　脚手架
　　
　　我看见高高的脚手架上有几团黑影，我断定那是几个人。几束强光时断时续地从脚手架上射下来，这使我不由得抬起头来望了望。脚手架好高，它顺着那座楼往上攀登。这座楼是这个城市最高的电梯公寓，现在还没有达到它的最高值。它还在长，脚手架也在跟着长。
　　我想起小时候从冬天的田野走过。突然听到头上铺天盖地“哇”了一声，我仰起头，看到了树上那几只乌鸦。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尽，那几只乌鸦站在高高的树梢上。有一只正朝天长伸脖子，那“哇”声就来自于它。还有一只扇着翅膀，与树枝若即若离，姿态飘逸。另外两只头靠着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轻轻晃动的树枝是它们恋爱的秋千。
　　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莫名地来气。我抓起一颗石头，愤怒地向乌鸦扔去。但是乌鸦不慌不忙地起身，作一个小盘旋，又回到树梢上。有一只甚至硬了腿，闪一个懒腰，遗下一粒粪。第二年春天，树叶长出来了，乌鸦在树上做了个窝。不久，密叶里传出雏鸦鹅黄的奶声。
　　我站在工地外，仔细看脚手架上的那几个人，我想起我小时候的那个梦想。我不清楚这几个人知不知道此刻他们是这个城市站得最高的人。他们离太阳最近，离天空最近。他们能够享受到这个城市最清新的空气，最自由的风。飞鸟在他们脚下，他们伸一伸手，就能摸到白云那柔软光滑的衣角。他们的视野最开阔，他们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绝大多数地方，居民小区、医院、学校、广场、外滩，那条像围巾一样系在城市脖子上的护城河。人群成了蚂蚁，汽车成了屎壳郎，别墅成了沙盘。他们忍不住搂起自己的手臂，高处不胜寒啊！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这样看过，这样想过，这样抒过情。不过，不断传来的闪烁的强光提醒我，此刻他们正手持镁条，专心致志地焊接钢管。他们的脸上戴着一个防护罩，透过防护罩那块蓝色的玻璃看这座城市，将是不真实的。
　　我不禁有些遗憾。脚手架把他们送上了这个城市的最高点，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的思想也一并提上去。我不知道他们小时候是否看见过高高树梢上的乌鸦？他们看乌鸦的时候是不是做过我那样的梦？他们是不是还记得他们曾做过的那些梦？他们想起那个梦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他们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傍晚我从工地外走过的时候，正好看见那几个人从脚手架上下来。他们光赤着上身，腰间只一条短短的裤衩，头上却有一个大大的颜色斑驳的安全帽，帽檐压到了眉心。他们下来得很艰难，他们先把保险绳的挂钩解下来，搭在下一级的钢管上，蹲下，双手握住钢管，身子悬空，脚尖够住下面的钢管，再取下保险绳。他们的模样就像是趴在丝网上的蜘蛛。那时候我终于明白工地上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叫“脚手架”，对，在这个东西上面，他们的手和脚是不分的。
　　这是一个电梯公寓，但是电梯还没有装上。电梯什么时候装上呢？这和他们有关系吗？他们的双脚终于踩在地上了，他们的双脚终于可以叫“脚”了。他们走到他们的摩托车旁，把安全帽放在车头，把保险绳和其他工具装进车尾箱。他们的家在远远的乡下，他们骑上车，消失在蒙蒙的暮色里。
　　我似乎又听到乌鸦在头顶铺天盖地的哇哇声。我抬起头来，月亮像半枚风干的树叶，孤零零地挂在空荡荡的脚手架上。
　　

三郎

　　　　　　　　　　　　　　摩托车
　　
　　那一大群摩托车是突然涌过来的。先前没有任何征兆，没有喇叭声，没有引擎声，先前那块路面空空荡荡，红绿灯白白地举着通行牌。
　　但是一眨眼间摩托车就装了满满一公路。真是满满一公路，装满了公路的右边，也装满了公路的左边。就像决堤而来的洪水，洪水可认不得公路中间那根白油漆刷的标示线。
　　我看见人行道中间那个老太太。她站在那里，就像站在一座孤岛上。摩托车的洪流从她的前面和后面快速地奔泻过去，还不断地往她的脚面上漫。她觉得她差不多要被淹没了，她紧紧地闭着眼睛，她身体里是一大片呼啸的风声。在横穿公路的时候，她曾抬头看过红绿灯，顺着公路的方向上挂着个圆圆的太阳——这是旱情提示，这突如其来的洪水是怎么一回事？
　　这些该死的民工！一辆小车摇下车窗，冲那群摩托车恶狠狠地咒骂。他的座位上放着一张报纸，记载了昨天曾有一辆摩托车在这个路口撞到一辆小车的屁股上。他使劲地按着喇叭，他的喇叭声里有一种义正词严的味道。
　　摩托车驰进工地，像洪水会聚到低洼地带。民工们翻下摩托车，从车头摘下安全帽，卡在自己的头上；从车尾箱取出各种工具，插在腰间。他们互相开着玩笑，说着低俗的笑话，摇摇晃晃向脚手架走去。摩托车被他们扔在了身后。
　　从那一刻开始，摩托车开始了无聊而乏味的等待。上午，七点到十二点，下午，一点到七点，前后十一个小时，摩托车就一直呆在工地进门的那个地方。它们听着砖刀在砖上叮叮当当的响声，听着空压机一个接一个的闷雷声，听着来来去去汽车的喇叭声和引擎声，听着挖掘机钢铁的手臂啪啪作响的关节声。它们脸色灰黑，浸满汗水的皮肤被太阳烤出一股浓烈刺鼻的怪味，腹上的泥点一块一块往下掉。
　　只有中间那一个小时，不，二十分钟，它们重新有了点精神。它们离开工地，绕着围墙，涌向不远处的路边摊。民工们在那里呼哧呼哧吃完那些早已为他们准备的简单食物，二十分钟后，摩托车又载着民工们回到工地。现在，离下午一点还有四十分钟的时间，这是民工们的美好时光，也是摩托车们的美好时光。民工们躺在自己的摩托车旁边，身下垫一块油布，或者什么也不垫。工地上一片寂静，空压机、挖掘机、脚手架，所有的事物都垂着头。五分钟后，民工们的鼾声已经起来了。摩托车在民工们身边。此刻，摩托车就像民工的女人，它俯着身子，看民工睡觉，把它们瘦小的阴凉覆盖在民工身上。它们的心里涨满疼惜和柔情。

三郎

　
　　　　　　　　　　　　　　　路边摊
　　
　　路边摊在工地的旁边，围墙外不远的地方。过程是这样的：有一堵围墙把一大片农田圈起来，围成了工地，接着挖掘机开进来了，接着脚手架搭起来了，接着摩托车涌进来了，接着路边摊在工地外面支起来了。
　　路边摊是依托工地生存的事物。有了工地，就有路边摊，工地撤走，路边摊也消失了。这有点像非洲河马身上的一种食虱鸟。没了河马，就没了河马身上的虱子，当然也就没有食虱鸟了。
　　一头河马身上不只一只食虱鸟，同样，一个工地旁边也不会只一个路边摊。
　　一块篷布支起一副顶子，一个炉子，几颗蜂窝煤，一口锅，一张桌子，几个凳子，两个水桶，一个装干净水，一个装泔水——这就是一个路边摊的简单物质构成。早上，这副家当由一辆货三轮装来。午后，又由货三轮装走。当然，有时候它们也等不到午后。当城管到来的时候，当卫监到来的时候，当安检到来的时候，这几样东西就会被迅速地搬上三轮。那时候，炉里的火正红，锅里的汤正沸。
　　中午十二点过五分，民工们骑着摩托车准时来到路边摊。摩托车在摊边横七竖八摆着，有的甚至摆到路上。民工们涌进篷布，一大股浓烈的汗味瞬间便鼓得篷布猎猎风响。桌上摆一大盆，熬白菜，熬青菜，或者白菜青菜一锅熬。每人手中一海碗饭，站着，坐着，蹲着，一大片喀嚓喀嚓的咀嚼声。那个穿碎花衣服的店娘端着一瓢汤，往每个碗里舔。店娘腰上拴着一个围腰帕，汗水把她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民工们看着那身段，就有些饿，眼神里就生了须子。店娘一铲子把那些直直的须子敲断。一大片滋滋喝汤的声音。
　　这时候店外传来焦躁的喇叭声。摩托车挡路上了。但是民工们顾不上，他们需要抓紧时间吃饭。店娘出来，把那些摩托车一个一个移开。一大片白眼和骂声暴雨一样向店娘洒下来。店娘脸上笑着，承受着那不该属于她的暴骂，脸的笑很有一种专业化的味道。
　　民工们走了，像一阵粗砺的风，来得快，去得也急。但是苍蝇没有走。众多的苍蝇绕着那些污脏的碗筷，一个猛子一个猛子地扎。这样的路边摊因而也叫做“苍蝇馆子”。我问过一个民工，他自己也这么说，这样的馆子是专为我们这些民工设置的……
　　先前苍蝇被撵来撵去，没有一分安宁的时候。现在民工们走了，这一片丰盛的水域就全是它们的了。它们有一种感觉，生活从此走向富足。
　　但是警笛突然响了起来。就像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故，那些富裕的碗筷迅速被扔进一个塑料口袋里。塑料口袋被货三轮极快地带走。苍蝇们追在后面，追逐着他们美满的生活，在高速的大公路上，苍蝇们感到它们的追逐有些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