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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社会上冒出的谬论俯仰皆是。官员嘴里冒个不停，企业家嘴里冒个不停，一些学者专家的嘴则更像工厂的排污管道一样，咕嘟咕嘟冒起来没完。这些谬论虽然数量庞大、涉及面极广，众口嚣嚣，五光十色，却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只看内容便能知道出自国人的嘴，而且大体也能猜出出自哪类人的嘴。盖因官员的作伪不诚、企业家的狂妄无知、学者专家之流的趋利无耻，以及半瓶醋文人的信口雌黄，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一
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撒谎，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者，一般都是政府官员。在大跃进年代里，我们的政府官员们大多坐下了一个病根儿，就是吹牛撒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症状虽然曾经明显缓解，但在随后“数字出官”的热潮里又旧病复发，而且日甚一日。其次，现在的官员由上级任免，群众对他们的评价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因此为了邀宠求仕他们一般不会考虑群众的舆论倾向，越是群众普遍反对的，他们越是要瞒心昧己，大言欺世。群众普遍反映现在看病难、看病贵，他们就在大会上公然宣称：“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修）一个人100多元觉得贵，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都要几千元就没人觉得贵，这是价值观的不对。”大多数老百姓反映现在上学难、上学贵，他们公然在媒体上反驳说：“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也没有过‘上学贵’，我国也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应该是说‘上好学难、上好学贵’”。群众普遍反映目前房价过高，难以承受，也有省级官员公然宣称，在他们那里“一个职工的月收入可以买1个平方，不吃不喝一年12个平方，八到十年，可以买一套一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一对夫妻两个人如果都工作，五到六年能买一套住房……。”然而，普天之下不吃不喝五六年的能有谁呢？“猪坚强”在废墟下熬了36天，还是因为有木炭和雨水充饥，他阁下吃三天木炭试试！
官员们不仅睥睨四方，敢于与全国人民“顶牛”，还善于混淆黑白，乃至猪八戒倒打一耙。出现了警匪勾结，就有官员解释说那是因为“民警的待遇太低”；巡警公然开枪射杀了无辜，又有官员解释说那是因为“警察的工作压力太大”；出现了通货膨胀，又有高官解释说那是因为“农民工务工收入过快上涨”；面对充斥网络的“该用户发言已被管理员屏蔽”，有的官员竟哭丧着脸说“政府部门在网络上处于弱势”。三峡大坝建成后，四川盆地夏天的气温明显高于往年，又有歪嘴官僚颠倒黑白说，气温并没有升高，是“空调让人的皮肤变娇贵了”……。总之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而且理都在他们那儿，责任都怪老百姓。
二
在改革开放中，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富人，截至2007年底身家过亿元的富豪总数在全球已排第二名，仅次于美国。但中国富人又先天不足，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富得突然，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长期熏陶；二是文化程度低，一大部分仅有小学文化，其余的又多有权力背景。因此，既狂妄无知又为富不仁，便成为中国富人谬论的最突出特色。他们公然宣传暴利的合法性，宣称要把暴利进行到底。有人算过一笔账，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每平方米地皮可为房地产商人赚来20万元上下的暴利，而有的房地产大亨则公开宣称“房地产就该暴利”，“我只为富人盖房”。“杀人劫道不如卖药”是社会对药品暴利的形象概括，但当政府决定降低药价时，制药的大亨则抗拒说：“药品不能当馒头卖！药价不贵，我们不同意降价。”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里，仅凭这几句话就会遭到司法调查，即使不会身陷囹圄，也会因此身败名裂，但在我们这里那些为富不仁者却依然气雄万古。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还没有反暴利立法。
这些为富不仁者不仅贪财妄取，而且还善于胡搅蛮缠，甚至撒泼耍赖摆出一副牛二相。出现矿难了，他们就反咬一口埋怨工人素质低；群众反映房价上涨过快，他们就解释说那是因为“‘钉子户’导致了房价上涨”；群众希望取消手机双向收费，他们就诡辩说如果实行单向收费，“可能导致恶意暴打”；群众反映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不合理，他们就欺骗说什么“这是与国际接轨”，而事实上全世界仅有巴基斯坦一家收费，合着巴基斯坦就代表“国际”！群众指责地铁家属乘地铁免费是特权，他们恬不知耻地反驳说“那是为了反恐”，照此说来，全国人民都免费恐怖分子岂不是就无所逃遁了？群众指责某些国企垄断，他们振振有辞地反驳说：“一个为国家服务并创造财富的国企，怎么能被当作垄断的反面典型？”世界银行有报告称“中国上网费用是发达国家10倍”，他们没理搅三分地反驳说，以“互联网使用价格占收入水平比重”作为考量标准极不科学，而按“绝对值比较法”中国的上网收费在世界上是最低的……。
国外的富豪喜欢收藏名贵艺术品，听前卫的音乐，参加尖端学会讨论以提升自己的素质，人快老了就琢磨着成立什么基金，扶危济困，把钱舍出去。中国的一些人暴富之后，成天琢磨的就是坐名车，住豪宅，玩女人；年轻的自称亿万富豪上网征婚，年龄稍大一点的就挥金如土建坟造墓。车模小姐不经意轻看了他们一眼，就有人勃然大怒：“信不信我花500万连你一块买走？”这就是中国的富豪，就这样还老虎屁股摸不得，谁一伸手他就讹你是“仇富”。
三
改革开放以来，舆论环境相对宽松了许多，只要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只管信口开河，标新立异。于是一部分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趁机破茧而出，驴鸣狗吠，如鱼得水。这些年散布谬论最多的便是那些挂着专家、学者头衔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些人虽然胸前常挂着博导、教授、院士、大师的招牌，实际上则身处江湖之遥，心始终在庙堂之上，而有些人本身就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对此他们并不讳言：“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正因为被利益驱动，这些人的谬论的共同特点便是依阿取容，趋利无耻，若细分起来还有三点。
一是以逢迎时世、蛊惑圣聪为能事，导盲于阱而不思改悔。国企效益不佳，他们就鼓吹把国企卖光，说什么“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国退民进”造成了大批工人下岗，他们又说“八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的巨大财富”。教育经费紧张了，他们就鼓吹教育产业化，危言耸听地说：“群众手里有大把的银子，想往教育上花却花不出去。”教育产业化造成了大批贫家子弟上学难，他们竟说这是因为学费还是太低，主张进一步提高学费。房地产的超常规发展出现了大量泡沫，他们竟赌咒发誓并以脑袋做担保，说什么房地产必然还要涨。赌输之后，却始终舍不得割下他那颗肮脏的头颅。经济过热人所共知，他们却鼓吹“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不要轻言人民币贬值”。香港学者站出来揭穿他们服务于利益集团的真面目，他们立刻象北极狼一样群起而攻之。
二是指鹿为马，鼓惑乡愚，把稻草说成金条，把狗屎吹成金元宝。腐败分子层出不穷了，他们解释说“腐败和贿赂是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长江发洪水了，他们说那会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地震中大批校舍倒塌了，他们引经据典解释说“校舍抗震能力差是世界难题”；沙尘暴出现了，他们说沙尘暴有利于环保；城市里空气污染严重了，他们说是自行车造成的；北京市里堵车严重，他们说那是繁荣的象征；广州市治安状况恶化，他们说“广州乱得可爱”。尤为可笑的是，北京8月天下了两次雪，他们居然解释说那是雨，“不排除有人将破碎的雨滴误认为雪花”。似乎北京1000多万人只有他眼神最好。
三是剥下媚上，以贬抑弱者为能事。有文化的人未必就有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中国的一些学者、专家，虽然肚子里也装了一些墨水，却往往缺乏起码的人文素养；有的人既不知民主，又不懂法治，甚至连法治和法制都分不清。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每年的两会上或是国家出现重大事件时大放厥词。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急剧增加，便有专家建议对北京实行准入制度，“低素质人口”不得进入；互联网迅速发展，网上舆论十分活跃，又有专家建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惩办与舆论导向有悖的言论；山西黑砖窑问题被揭露出来后，他们对受迫害者没有怜悯之心不说，反而胡说这是“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而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被偷了，就主张恢复已经被废止的城市收容制度，还要说“以人为本当然是以好人为本”。最可恶的是，地震中大批中小学生丧身于废墟之下，他们竟然胡说死去的人都变成了菩萨，纵做鬼也幸福；劝诫死者家长千万“不要情绪激烈”，以免被反华势力利用。谁有兴趣查看一下《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纳粹的思想根源”一章，不难找到这些流氓文人的思想渊源。艾未未说得好：“这类流氓文人如此逍遥到今天，不能不说是个现代文明的奇迹”。
事实证明，这些人当中没有谁是胸怀锦绣腹藏诗书的鸿儒硕耆，而多是一些怀邪迷国的谐臣媚子、择善而欺的牛头阿旁。
四
政治上的相对宽松，让一些泛泛之辈和不肖之徒如木子美、芙蓉姐姐、超女等一夜成名。不管好名坏名，有名就有卖点，而且越是恶名卖得越火。我们这个社会最不缺的就是粉丝。这就极大地刺激了某些不以寡学为耻、偏以哗众取宠为荣的半吊子文人。
先贤们认为“通诸经才能治一经”，当年在西南联大叶圣陶等人仅能做个讲师，教授们认为他遇到难题还查《辞源》，而《辞源》里的知识不过是常识。然而现在，揣着一本《新华字典》就敢上“百家讲坛”，腹中草莽便以故作惊人之语来诓时惑众。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古往今来人们公认是勤于王事，半吊子文人偏说那是因为大禹在外面养着小蜜，早厌弃了家里的黄脸婆；曹操古往今来被公认为一代枭雄，半吊子文人偏说曹操其实是女扮男装的“一代枭雌”。在半吊子文人眼里，孔子是个傻大个儿，跟姚明一样高；斗酒诗百篇的李白是个古惑仔，不仅嗜酒如命，还喜欢打架斗殴；李清照既是酒鬼，又是赌徒。孙悟空不过是《西游记》作者虚构的人物，有大学教授楞说他是山东人，书中的花果山就是泰山；也有人说他是福建人，兄弟五人，而且还发现了他和弟弟“通天大圣”的墓。在半吊子文人的辛勤耕耘下，全国如今已经发现了十处“梁祝故里”。至于对《红楼梦》的离奇穿凿，则更难一一列举。
这些半吊子文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寡廉鲜耻。古代的名儒，一个典故不知便觉得从此无颜见人，一本书背不过宁肯藏起来，决不摆在书柜里。而现在的半吊子文人当众出乖露丑之后，照旧招摇过市。某大学教授把孟子翻译成“门修斯”，依然人模狗样地做着博导；某半吊子文人把中学生都理解的“致仕”解释成“做官”之后，照样以“文化大师”的幌子上蹿下跳。一位把《红楼梦》里中药“白术”的“术”与“算术（術）”的“术”混为一谈（合着曹雪芹也掌握了简体汉字）的“秦学家”，至今仍在“讲坛”上炫耀着他的“博学”。儒家推崇“舍生取义”，某教授居然把它歪曲成“杀生取义”。（合着《水浒传》里的镇关西还有《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户都是真正的“义士”）犯了这样低级的错误，并不妨碍人家依然在“讲坛”上感叹“庄子多么人啊！”（见”庄子何其人”，“何其”者，“多么”也。）
大量谬论的涌现，固然标志着中国的舆论环境已变得宽松，但也未尝不是社会的耻辱。在这样的环境里，公平正义的实现、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难矣哉。
——本文转载于 “围城杂文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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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7-10 22: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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