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经济学分析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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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的源头 – 农业研发投入
从“阴谋论”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一直处于“被阴谋”当中。 100年前，洛克菲勒集团曾经向中国的民众免费赠送煤油灯。 煤油灯比蜡烛便宜，而且使用效果好，所以很多人用上了煤油灯，黑暗的夜晚开始明亮起来。 而实际上，这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洛克菲勒的“阴谋”。 因为，如果中国人有了煤油灯，就要买煤油。 当时，煤油生产还属于“高科技”，基本上由洛克菲勒独家供应。 另外，洛克菲勒还对使用它的煤油灯的用户打折，让用户对它产生忠诚度。 数十年前，爱迪生发明的电力系统在一些中国的大城市得以应用，替代了一些煤油灯，照亮了大城市的夜晚。 但实际上，这也是GE的“阴谋”，通过垄断电力系统，垄断了中国用户在晚上获得光明的方式。 到今天，很多国外的农业科技成果应用在中国的农业中，开始决定中国农业和食品行业的发展方向。 比如说，大家普遍忽略的是，农民多数在使用国际企业培育的蔬菜种子，生产出产量更高、质量更好的蔬菜，供应中国城乡，并出口到国外。 而大家普遍关注的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问题，最近成为社会焦点问题之一。 而对于“阴谋论”来说，这也是外国人的“阴谋”。 那么，中国人到底是如何“被阴谋”的呢？
有一次，爱迪生发明了“爱迪生普用印刷机”。他把这台印刷机献给华尔街一家大公司的经理，本想索价5000美元，但又缺乏勇气说出口。 于是，他让经理给个价钱，而经理给了4万美元。爱迪生用这笔钱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沃德街建了一座工厂，专门制造各种电气机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培养出许多能干的助手。 在纽瓦克，他做出了诸如蜡纸、油印机等的发明，从1872至1875年，爱迪生先后发明了二重、四重电报机，还协助别人搞成了世界上第一架英文打字机。 1876年春天，爱迪生又一次迁居，这次他迁到了新泽西州的“门罗公园”。他在这里建造了第一所“发明工厂”，它“标志着集体研究的开端”。1877年，爱迪生改进了早期由贝尔发明的电话，并使之投入了实际使用。他还发明了他心爱的一个项目——留声机。电话和电报“是扩展人类感官功能的一次革命”；留声机是改变人们生活的三大发明之一。到这个时候，人们都称他为“门罗公园的魔术师”。 而“门罗公园”的工作模式，成为现代社会研发模式的范本。 而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样的研发模式形成的创新科技成果，持续推动社会的发展前进。
陈景润，世界知名数学家。 1953年，陈景润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然后留校。 尽管时间紧张，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数学科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地阅读了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关数学的专著。 陈景润为了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掌握最新信息，在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攻读了俄语、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1957年，陈景润被调到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工作。用一支笔，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居然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创造了距摘取这颗数论皇冠上的明珠(1+ 1)只是一步之遥的辉煌。他证明了“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使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一结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征引。陈景润于1978年和1982年两次收到国际数学家大会请他作45分钟报告的邀请。当时他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他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无数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现在，陈景润这个名字似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 年轻人在大学毕业之后，主要考虑的买房结婚，为住房压弯了腰，失去了学习进取的动力。 而按照现在的标准，陈景润是个失败者。 在当时宣传陈景润的时候，有个关键的细节被反复提及。 那就是，在不足6平米的小屋里，陈景润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潜心研究、进行计算。 6平米意味着什么？ 还不如现在很多公寓里的洗手间大，除了一张床之外，基本上放不了什么东西，所以陈景润只能伏在床板上做研究。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思想似乎一直都很怪、很偏激。 我现在还清清楚楚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看着有关陈景润的宣传材料就在想，为什么陈景润只能住在6平米的房屋里？难道这些科学研究人员就不能得到好点的研究环境吗？ 难道真的让他们处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才符合艰苦奋斗的精神吗？
爱迪生与陈景润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都知道，一百多年来，爱迪生仍然是享誉世界的“发明大王”，他的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 作为发明家、企业家、科学家，爱迪生是无数人学习的榜样！ 但是在美国，国家并没有号召人们学习爱迪生。 而虽然国家不号召，但是无数人像爱迪生一样，在积极进行着自己的发明，出现了众多的发明家。 在这些发明家的推动下，年轻的美国发明了大多数现代科技产品，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构建者。而且，很多人都知道，爱迪生不仅仅是卓越的发明家，而且后来成为精明、甚至“狡猾”的进取型企业家。 而美国也依靠无数的发明，依靠着发明者的精明建立企业，把企业发展到世界各地，保持着世界“超级大国”的位置。 与之相对比，虽然在中国，国家号召人们学习陈景润，而陈景润也成为当时无数人的“偶像”，但是中国没有出来第二个“陈景润”。为什么中国出不来第二个“陈景润”呢？ 那么，为什么美国不号召，反而仿效的人多；而中国号召，反而仿效的人少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驱动社会民众行为的不是所谓的号召，而是利益机制。 在利益机制的作用下，一个社会的表面现象经常与社会现实相反。 而社会现实可以通过文化作品表现出来，人们可以对比不同社会的文化作品，思考社会现实。
美国是个专业化的社会，这从其影视作品中就能够看出来。 比如说，在热播的电视剧中，《24小时》说的是CTU（专业反恐机构），《The West Wing(白宫群英)》描述白宫新闻发言机制，就连《The Desperate Housewives （绝望主妇）》都是说一些专业家庭妇女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视连续剧《CSI（犯罪现场调查）》，描写拉斯维加斯警察局犯罪调查科的一群优秀技术人员进行犯罪鉴定的故事。 后来，《CSI》又拍了迈阿密篇、纽约篇，形成了一个“集群式连续剧”。 在《CSI》中，不仅描述了犯罪鉴定科的人们如何进行犯罪鉴定，而且描述了他们的生活。 在生活中，他们同样充满七情六欲，同样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为很多事情而发愁。另外，到了法庭上，他们成为关系到是否对某人定罪的关键性因素。 所以，这些技术精英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水平，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还要培养辩论能力，在法庭上从容应对律师的刁难性质问。 那么，这群技术精英有很大烦恼、很多问题。 但是，他们共同不需要为一个事情而烦恼：钱。 所以在剧情中，钱和与钱相关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并不被人所提及。 这是因为，他们虽然不是巨富或者高薪的高级管理人员，但是他们凭借自己的技术，获得稳定而且收入较高的工作。 这让他们能够专心于自己的研究分析工作，不让真正的罪犯逃脱，更不能让无罪者被冤枉，让正义得到伸张。 当然，让正义伸张还需要经过审判这一关。 另外，美国还有一个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波士顿法律》，主要讲的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发生的事情。 在这里，知名律师成为主角，通过亦正亦邪的角色扮演，尤其是在凶杀案中与检察官进行对峙，通过“唇枪舌剑”的往来，主导案件的结果。 在这个剧情中，钱同样不是问题。 因为，高水平的职业律师通过自己对人性的洞察以及专业技能，影响陪审团的判决结果，经常会决定一个人有罪或者无罪，生存或者死亡。 所以，就像有钱的重病病人去找最好的大夫一样，有钱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也会找最好的辩护律师。 这样的机制让年轻但是优秀的律师能够脱颖而出，让脱颖而出的律师能够获得丰厚的收入。
在中国，专业化基本上没有生存的空间。 在美国的《24小时》和《CSI》热播之后，中国也有人模仿弄出了中国版的《24小时》和《CSI》。 但是，这种“山寨版”的电视连续剧存在两个质量问题： 1、国外这些电视连续剧的剧本编写都是由资深专业人士参与，或者直接由资深专业人士主笔的，所以才能够部分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工作状况，尤其是细致入微地刻画人们的心理波动。 所以，即使像《24小时》这样的“天方夜谭”，因为其整体逻辑的严密、各个人物性格和心理表现真实，所以给人们很强的真实感，使其具有了非常强的可观赏性。 而在中国，往往都是一些外行拼凑的剧本，让人一看就觉得剧情逻辑和人物描写都太“假”了，缺乏往下看的动力；2、所有的剧情发生，都必然有其社会环境和硬件环境做支持。 《CSI》能够具有强大的犯罪分析能力，不仅仅需要专业分析人员的精湛技术，更需要强大的分析仪器的支持。 可以说，研究仪器的进步，支持着犯罪专业分析人员揭开犯罪“疑云”的进步，让罪犯更难逃脱法网，让无辜者更容易被排除。 而中国“山寨版”《CSI》中，只要看看他们使用的仪器，就让人失去了继续往下看的兴趣。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都不懂，其它的都只可能是无聊的幻想了，跟小孩子幻想着“过家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中国，有个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叫《奋斗》，演员文章是其中的主要配角。 《奋斗》讲的是几个80后大学生，在毕业之后几年的人生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80后的心理迷茫。 在毕业一段时间之后，跟“富二代”女友分了手的男主角，突然发现自己也是“富二代”，而且是“外资富二代”。 在资本家的生父和为官的养父的背景之下，男主角开始在房地产行业“大展宏图”。 很快，男主角有了奥迪A4，有了豪宅，但是因为自己失去女友而矫情。 而遭遇困难之后，男主角又回到“一无所有”的状态。 不过大家都能看出来，他就是再“一无所有”，仍然是“富二代”。 演员文章作为主要配角，演绎了一个视野和感情上相当失败的悲情角色。 虽然他在外表形象上似乎不比男主角差，虽然他在学习上不比男主角差，虽然他可能更加努力，但是生活的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当男主角已经成为社会的“弄潮儿”，在“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时候，文章扮演的小角色仍然在“立足现实而奋斗”，为了他的奥拓和房屋贷款的费用而挣扎。 在大家经历了奋斗与颓废、矛盾与和解、聚合与分散之后，《奋斗》结束了，剧情似乎在无意之间，揭示了人们的结局：“富二代”奋斗的结果是“富二代”，“房虫”的孩子奋斗的结果是小店店主，城市平民的孩子奋斗的结果是城市平民，“外地人”奋斗的结果仍然是“外地人”。 除了女主角出国之后从事专业工作之外，剧中似乎没有一个年轻人奋斗成为专业人士，更不要说专业高手了。 而文章饰演的角色虽然是在公司里工作，但只是一个做销售的，主要的工作是和喝酒与客户拉关系，似乎跟专业搭不上边。
几年过去了，文章再次当上了主要配角。 虽然文章在《奋斗》中饰演的角色没有做专业工作，但是他在另外一个电视连续剧中饰演了另外一个主要配角，这个配角被赋予了IT程序员这个专业职位，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做《蜗居》。 在《奋斗》中，文章饰演的配角还有一点点希望，还有优秀的女孩喜欢他，前妻还愿意跟他复婚，让他还有选择的空间，也很有一点男人的自尊。 几年过去了，在《蜗居》中，文章饰演的配角虽然个人条件看上去好了不少，但是人生却变成了绝望。 一个老男人轻松地就把他的女朋友（也就是女主角）抢走了，起因是女主角的姐姐需要钱买房子。 女主角的姐姐姐夫都是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员，而且即使姐夫是企业的技术骨干，仍然买不起房子。 最后，女主角想起了男主角，跟男主角借钱，而这男主角的身份是市长秘书。 而男主角不仅借给女主角几万元钱，后来还借给女主角豪华公寓、别墅，让女主角的姐姐姐夫低价买到房子等等。 因此，文章饰演的小程序员只能作为失败者消失，专业“完败”于权力。 而男主角“东窗事发”的原因也不是警察的专业化侦缉，检察院的专业化起诉、律师的专业化辩护、法院的专业化判决；而是市委书记派出的某个人的私下行动。 不论《奋斗》还是《蜗居》，专业人员都是毫无地位的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 而根据社会反映，《奋斗》中的“富二代”年轻男主角和《蜗居》中的“市长秘书”老男主角，都是广大观众们最喜欢的角色。
在美国，大量电影电视剧描写专业人员，细致刻画专业人员的心理活动，是因为美国社会认为专业人员值钱。 爱迪生作为专业人员的代表，在早期发展的“门罗公园”，就已经拥有了好几个足球场大的研发实验室。 后来，在大规模商业资本的改组下，GE开始建立“企业帝国”。虽然，爱迪生股权相对较小，但是作为创始人，仍然领导着GE“企业帝国”的发展。 而在中国，号召人们学习陈景润，是因为实际上陈景润“一钱不值”；而《奋斗》和《蜗居》也在告诉人们，中国的专业技术人员“一钱不值”。 或者说，从1949年开始，科学在中国人的眼里变得一钱不值。 虽然陈景润的内在价值不可估量，但是不值钱。 而且在当时，做出杰出贡献的陈景润，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有价值、有尊严的人。 中国科学院的不少人都知道，因为房子被逼急了的陈景润曾经说，如果不解决房子问题，自己就要跳楼。 这种反应表现出，在陈景润成名后，仍然把自己的价值看的连一个简陋的房子都不如。 这位1933年出生、20岁就大学毕业、在当时极其稀缺的大学生、后来的世界杰出数学家，中科院的学部委员（院士），曾经长期生活在6平米的小屋里，根本挤不下两个人。 所以，看看他的物质条件，可以说他连结婚的机会都没有。也有人说，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但是中国真的艰苦到给陈景润找不到连一个15-20平米的房子吗？ 如果没有这样的房屋，不能给陈景润专门盖一个吗？ 现在有不少描述当时军队大院子弟生活的电影电视剧，其中不少家庭住的都是二层楼，一个孩子可以住十几平米的屋子。 那么，在大院子弟都能单独住十几平米房子的时候，为什么陈景润这位数学家只能住6平米？ 很简单，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一钱不值，给他一口饭吃，让他有一个地方睡觉就已经不错了。
陈景润的遭遇具有普遍性。 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很少引言获罪，也不再随便就受到批斗、体罚，各种待遇比头三十年好了。 但是，即使在中科院这个中国最高学术机构，即使是院士也经常也遇到各种困难，或者说刁难。 在1990年代，有的院士年逾古稀，生活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因此需要额外的照顾。 但是，当这些一辈子埋头钻研的中国最高级知识分子，在生活需要帮助，去找居委会，有时候不仅得不到照顾，还可能被刁难。 我的一位阿姨（她是归国华侨、一位知名院士的儿媳）退休后曾做过中科院某小区的居委会主任，她热心帮助中科院的退休知识分子，并且把给居委会的拨款都花在这些老知识分子身上。 结果，她和另外一个朋友（副主任）受到居委会其他人的冷言冷语，嫌她们给这些老知识分子花钱。 最近一些年，中科院院士变成了知识权威的象征，也有了比较大的资金的处置权。 不过，这又引来新的问题，新增选的院士绝大多数是由具有行政职务的人“转行”而来，染指这个“有利可图”的领域。 这样的结果是，专业人员又失去了专业级别上升的空间。 所以，绝望的不仅仅是在工业、IT等商业领域的专业人员，包括中科院这些最顶尖的科研机构里年富力强、硕果累累、最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专业人才。
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要反映到农业上。 陈景润能够当上院士，总的来说还算受到国家的认可。 还有个“老农民”，虽然对整个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长期连个院士都混不上，他就是袁隆平。袁隆平，出生于1930年，1949年8月考入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主修遗传育种学。1953年毕业于西南农学院（现西南大学），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1960年，中国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他看到被饿死的骨瘦如柴的尸体，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决心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经过5年的研究与实践，彻底推翻由传统经典理论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学说，并推论水稻亦有杂交优势。通过培育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和雄性不育恢复系的三系法途径来培育杂交水稻，可以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1966年，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上，是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而这一刊《科学通报》却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刊。文化大革/命冲击了袁隆平的研究，其实验稻田育种甚至被人恶意破坏拔除。 但是，袁隆平仍坚持试验。为了增加试验效果，每年冬天，其与助手还去海南三亚进行水稻育种，甚至在路上把种子绑在身上，利用体温育种催芽。
今天，依靠爱迪生的发明和他创造的研发模式，通用电气公司仍然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爱迪生的“集体研发”模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而他的发明创造精神得到发扬光大。 但是，袁隆平名字命名的上市公司“隆平高科”，实际上并不是袁隆平的企业，跟袁隆平没有太大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2007年05月23日的CCTV新闻联播中这样介绍袁隆平：“杂交结束了水稻7000年来不能增产的历史，而世界上60%的人口依赖水稻生存，就是这样一项发明，袁隆平没有索取一分钱。很多人都说袁隆平很亏，但袁隆平说，他要不吃亏，8亿中国人就得挨饿。 1987年，袁隆平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给他的1万多美元拿出来设立了杂交水稻奖励基金，后来，他将10几次得奖的100万全部投入到这个基金会，1997年读袁隆平的博士的邓启云，正好赶上这个好时候，他的团队研究经费大都来自这笔基金，在袁隆平的指导下，短短5、6年的时间，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就诞生了。 有人说，袁隆平你傻啊，拿钱给别人做研究。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每年光增产的部分，就能养活7000万人，而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上每年出生人口的总量。他失去的是金钱换回的却是全人类的幸福。” 那么，袁隆平也是发明家，他跟爱迪生的差别在哪里呢？ 在美国，爱迪生的发明能够赚钱、赚大钱，然后让更多的研发人员跟着他的轨迹赚大钱；而袁隆平的发明不能赚钱，甚至在自己往里面贴钱，所以没什么人会跟着他干。 于是，清华北大的学生们纷纷流向国外。 因为，他们自己的父母含辛茹苦，花了巨资供自己上大学，首先要把这个投资收回来，然后还要养儿育女。 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总不能像陈景润或者袁隆平那样，连个人基本的生存尊严都无法保障。
从宏观的角度来说，CCTV对袁隆平的介绍引发出两个问题： 1、为什么袁隆平不能赚钱，为什么他非得吃亏？ 美国的资本家没有让爱迪生吃亏，反而让爱迪生大大地“占了便宜”，结果促成了GE和现代研发模式，促进了美国社会发展。 那么，袁隆平不吃亏，难道中国人就真的得挨饿吗？ 比如说，让袁隆平从他做出来的杂交水稻上，每斤收取2分钱的费用，然后国家把粮食收购价提高2分钱，难道不可以吗？ 2、国家的农业科研经费在哪里？ 邓启云赶上了这个“好时候”：正好袁隆平有了外国人给的钱，而且袁隆平给中国人争得了“荣誉”，在中国也受到了奖励。 于是，袁隆平有了钱。 这时候，袁隆平又体现出“高风亮节”的精神，自己节衣缩食，然后给他的研究团队基金。于是，邓启云成功了，亩产800公斤的超级稻诞生了。 也就是说，如果袁隆平不是恰好获得这些钱，袁隆平没有“高风亮节”，邓启云的时间就要浪费掉了，读博士的就等于白读了。 因为，如果没袁隆平的钱搞科研，读博士就等于是瞎耽误工夫。 那么，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的国家农业研发在哪里呢？ 说到这里，问题又回到了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的问题上。
在欧美日等国家，国家资本大规模对农业科研系统进行投入，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 美国农业科技的资金投入力度既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国内非农业部门科技投入的平均水平。 如果算上联邦预算和各州预算，农业开支是仅次于军费开支的第二大开支。而在农业开支中，农业科技研发投入是关键性开支。从1958年开始，美国国家对农业科技投资额保持了年均8%的增长率。资金来源主要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提供。 联邦政府农业研究经费通过农业部进行分类划拨。 美国农业部的农业研发投资，重点主要集中于没有直接经济效益但关系到未来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比如说农业研究局等科研部门、各州的基础农业研究、大学与学院的研究和推广项目、各州的重点项目、独立的基础性研究项目等等。 另外，各州则根据相应的州预算拨款，主要投向州农业实验站，支持农业实验站应用性研发和基础性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在资金来源方面，农业部系统科研经费以联邦财政拨款为主，国家科学基金及其他机构也提供少量资金支持尖端技术研究，还从企业及销售产品、技术服务等获得比例非常小的资金。
在庞大的农业研发投入基础上，美国拥有庞大农业科研网络系统。 美国的农业科研系统由国立、州立、私立三个主要部分构成。 其中，美国农业部的农业研究服务局（ARS）是美国农业研究的主力，其按照农业区域特点和行政区划，把全美划分成八大区域。 然后，在每个区域设置了由农业研究服务局直接领导的科研服务机构，每个机构根据本区特点下设不同数量和规模的试验站、示范点或研究所。主要研究提供解决广泛的技术性农业问题和国家急需项目所需要的新知识、新技术，以保证优质食物和农产品的充足生产，满足美国消费者的营养需要，促进粮食和农业经济持续发展，以及保持优良的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基础等。 农业研究服务局侧重于纯理论性基础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新知识或解决长期性、全国性重大战略问题，对全国农业研究起着领导和促进作用。 另外，全美建有56个州农业试验站。州农业试验站依托于当地的大学，与州政/府进行合作。 它们在联邦农业研究服务局的统一协调和分工下，主要承担影响本州农业生产的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关研究工作，侧重于地方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目的在于解决本州的地方性农业发展问题。
那么，在农业领域，什么是解决长期性、全国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从资金运用上，这样的战略问题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持续性的农业科技研发，比如说农业生物安全问题。据美国农业部统计，仅因为外来植物病虫草的入侵，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约1370亿美元。为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生物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美国联邦政府从立法、投入、机构、管理、应急预案、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农业生物安全问题做了系统部署，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国家战略。 鉴于农业生物安全研究的长期性、公益性和复杂性，在联邦政府的科学技术年度财政预算中，用于农业生物安全的费用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从所有生物类科研项目中按2%进行分割。这种长期稳定的立法投入可以确保农业生物安全研究队伍的稳定，研究设施的建设与及时更新，相关研究工作得以长期持续开展。而且，联邦政府从1983年起就设立了专项研究基金和专门研究机构，对转基因生物基因流、农田生态系统结构、生物资源与环境影响以及医药和工业用转基因生物安全等研究给予持续、重点的研究支持。此外，美国国会还通过联邦财政的预算应急机制，设立专门的“生物安全应急行动基金”以应对农业生物安全突发事件，仅2000年年度预算就增拨2 880万美元基金用作抵御外来入侵物种的应急处理。 另外，联邦政/府对农业生物安全研究机构布局及其基础条件设施建设等高度重视，建设形成了以国家中心为核心支撑、专业分中心为框架的分层式网络布局。 另一种是项目性的农业科技研发，2006年，美国农业部投入500万美元，用于确定和改善大麦的基因组成，以达到提高产量和改良品质的目的。 这项新的研究计划由美国农业部资助，来自全国19个不同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参与了这项研究活动。科学家希望绘出大麦遗传“路线图”，鉴别能够控制大麦产量和品质以及抗病性的基因。 这个研究项目可以帮助大麦的种植者获得更高产量、更佳品质的大麦，从而增强他们的竞争力。 而且，美国农业部继续加强长久以来在农业研究投入方面的努力，把这项研究的成果提供给科学家、种植者以及相关产业的从业者。
在日本，农林水产省根据专业和地域的不同划分，设立“条块结合”的不同功能的农业研发机构，其组织结构类似于企业的“矩阵式”组织形式。 在专业方面，农林水产省设立多个独立行政法人的专业研究机构，包括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农业生物资源研究所、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森林综合研究所、水产综合研究所等，主要从事基础、长远和重大或应急的科学研究。 在区域上，日本农林水产省根据自然、生态条件不同，进行了综合农业区划，按照日本的四大块地理划分，划分了不同自然生态区域，建立区域研究中心。 各个研究中心针对区域主要问题，确立了各自的研究方向，覆盖了整个日本农业主产区。 同时，根据这样的区域划分，日本的专业农业研究机构再按照自然资源特点，依据专业化分工，成立区域研究中心，并且在农业主产区建立为数众多的支所、实验地。 这种专业和地域相结合的方式，有助于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充分发挥科研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农业的均衡发展，提高日本的农业综合竞争力。
在农业研发的组织上，日本同样设立三级机构，而且中央和地方各有侧重，明确分工，保障科研机构综合效能的良好发挥。 在国家层面，日本农林水产省所属农业科研机构规模大，汇集了日本的顶尖农业科学家，而且专业学科设置齐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 所以，各个国家级研究所主要从事方向性、基础性的重大课题研究。 而且，通过建立完善的推广普及制度和组织，中央研究机构或大学的科学试验成果，要在各地方的农业试验场进行试验，决定是否推广。 在各个地区层面，各地区研究中心主要应用国家级研究中心的重大研究成果，对各自的地区性农业环境进行研究，通过对重大研究成果进行应用型研发，产生适合当地环境的研究成果。 在地方层面，由于日本农业强调“精细农业”发展，甚至进行“一村一品”的农业和食品发展。 那么，大量的地方农业研究所为了满足这些农村需求，通过应用地区研究中心的成果，并且研发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品种，灵活地针对当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解决。 而这些地方农业研究所的具体研究成果，可能成为解决地区性农业难题的成功典范。 就这样，通过不同级别的合理分工，更加符合研究机构特点和农业需求，提高农业研发效率，加快农业研发成果的应用。 而且，农林水产省根据国内及世界农业变化的趋势，不断调整农业科研院所布局，保持和提高日本国家级农业科研院所的科研效率。
以色列在国家农业部设立首席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起草农业科研和发展政策草案，报全国农业科技管理委员会批准，并且由管理委员会进行统一管理，首席科学办公室具体负责监控科研项目的执行情况。 以色列农业科研机构主要由独立的公益性研究机构、农业科教机构和公司类社会研究机构组成。 公益性研究机构主要有农业研究组织(ARO) 、韦斯曼科学研究院以及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研究所。 其中，ARO 是以色列最负盛名的政府农业科研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解决全国农业科技的关键问题， 并对农业的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的基础研究。 设有大田与园艺作物、园艺、畜牧科学、植物保护、土壤水利与环境科学、农产品加工与储存、农业工程等7 个研究所， 4 个区域性研究站， 1 个种子基因库。该组织现有职工2700 余人， 其中科学家300 人， 技术人员500 人。其运行经费的50%来自于政府资助，其他收入来源于农业生产者组织、农业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国际合作基金和技术成果转让。 韦斯曼科学研究院是世界一流水平的综合性研究院之一。它主要从事基础研究， 其中有5 个涉农研究中心， 即营养与植物研究中心、小麦科学中心、农业与植物科学中心、农业与应用生物学研究所、生物学部植物遗传系。该研究院聚集了2500多名科学家， 其中农业方面的专家有800 多名。以色列涉农高校主要有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农学院和以色列技术学院。其中希伯来大学农学院共有7 个系， 即农业生物化学系， 动物科学系，农业植物学系， 昆虫学系， 大田作物、蔬菜与遗传学系， 园艺与观赏园艺系， 植物病理与微生物学系， 还设有2 个专门的研究中心———综合治虫研究中心和土壤水分科学中心。以色列技术学院是以色列工程方面的重要教育科研机构， 涉农有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农业工程2 个系及其所属的水与土壤农业工程研究中心、农业机械研究中心、环境与水资源工程研究中心、食品工业研究发展中心、以色列技术学院研究与开发基金会5个研究机构， 科研人员180 多人。
以色列政府每年的农业科研专项经费有上亿美元， 占农业产值的3%。 而在国家农业部的农业科研经费中，有50%是定向拨给国家农业研究组织， 剩余50%和政府其他农业科研基金按分类管理， 统称为“竞争性基金”： 1、首席科学家基金，资金总额约1000 万美元， 资助对象为研究所和大学单个项目的自由申请。 2、农业销售税基金：主要用于资助经济效益比较明显、针对性较强的技术开发项目。 3、国际基金； 4、农业科研基金资助。5、基础性研究基金，每年3000 万美元以上。 在以色列农业科研经费的投资构成中，约有10%用于基础研究， 70%～75%用于应用研究， 15%～20%用于农业科研成果的开发和推广。 在这些经费中，农业部的投入约占60%， 主要用于应用性研究; 科技部与教育部约占20%， 主要用于基础性研究;企业约占10%， 主要用于资助技术开发。 通过基金化管理模式，以色列的农业科研资金管理鼓励学术研究的平等竞争，促进优胜劣汰。而且，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执行机制，推行严格的项目追踪式过程管理监督和评估， 大大提高了科研投资效益。
而在中国，农业科研则是另外一个情形。1999年，农业科技总投入（包括政府财政支出和研究机构的创收支出）为63.68亿元。与之相对比，新CCTV大楼的投资则超过100亿元。 在2009年其配楼发生大火后，这个100亿元的庞然大物到现在为止仍未起用。 200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雷茂良研究员在《农业科技投入和农业科研机制改革的问题思考》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我国农业科研投入近年来虽呈上升趋势，但增幅不大，从1997年的37.51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70.91亿元，增长了0.89倍，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重）相应从0.264％增至0.411％。 据国际粮农组织报告指出：‘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农业研究投资占农业总产比重的平均值约为1%，而发达国家一般为2%，北美等国家高达3%。’一般认为，只有当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左右时，才能使为一个国家的农业持续稳定增长获得可靠的科学技术支撑，并使农业与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相协调，而我国目前的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却仅为0.411％，与上述要求仍相去甚远。在农业科研投资构成中，发达国家政府投入一般在40％～50％，发展中国家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如印度、泰国、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政府投资比重分别为86%、87.3%、94.3%、87.4%。而我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比重2003年为64.8％，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投资强度上看，在80年代，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研究的投资强度为2.23%，进入90年代这一比重提高到2.37%。1997年后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0.339%，但2003年又下降到0.312%。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30个最低收入水平国家农业科研投资强度0.37％的加权平均水平。”
那么，中国农业科技投入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农业科技人员“一钱不值”。 雷茂良研究员的《思考》中提到：“在基本事业费支出方面，以农业部直属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热带作物科学院（以下简称“三院”）为例，从2002年以来，国家财政对“三院”事业费基本支出拨款一直维持零增长。2001年至2003年，国家财政事业费基本支出拨款13.02亿元，年均4.34亿元，人均事业费基本支出1.91万元。(其中中国农科院仅为1.7万元)。而同期“三院”基本支出实际发生额为33. 95亿元，年均11.32亿元，人均4.98万元。财政基本支出拨款仅占实际支出的38%。其中用于离退休人员开支（工资、医疗费、房补等）年均约3亿元，占基本支出拨款70%以上，不少离退休人员比例较大的大所、老所，国家财政事业费基本支出拨款已经不能满足离退休人员的开支。在职人员的工资和维持单位基本运行的费用已经没有正常的渠道解决。基本支出拨款的概念对于农业科研单位来说已经名存实亡。” 也就是说，即使农业部直属的几个科学院，即使是研究员，在国家眼里也是“一钱不值”，只能自己出去找饭吃。 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人员即使有心去做关系到国家农业发展的基础性研究，也没有能力去做。 因为，自己都养活不了，去考虑养活全国人的事情，似乎就显得太遥远了。 农业科研系统留不住人也顺理成章，需要人们自己去外面找活干才能发工资的单位，还叫做事业单位吗？ 由于高等院校和中科院系统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远远高于农业科研单位，所以科技骨干纷纷跳槽。 而很多农业科研人才滞留海外也很正常，因为这些顶尖人才是美国最为欢迎的。 如果连中国农业科学院这样的单位，都留不住骨干技术人才，那也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建立起来像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的农业研发系统。
一个钻石随着克拉以算术级数增长的时候，价格也在进行着几何级数的提升。 而一个农业科研系统的价值，也是按照个人、组织、系统网络的从小到大的规模“钻石价格”创造价值的。 随着个人到组织、组织到网络的算术级数的增值，农业系统建设难度也在以几何级数升级，而对于农业的贡献和全社会的价值也是以几何级数升级。 读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人们，往往会赞美书中描写的大小，也有人幻想着自己成为书中的大侠。 但是，在中国农业技术研发领域，中国并不需要大侠，因为大侠总是在“单打独斗”。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正规军”，而且是“海陆空”联军。 在一个大国中，出现袁隆平这样的人不难。 难的是形成一个可以持续运营的组织，将袁隆平的事业和创新精神传承下去，并且持久地生存。 GE、IBM、3M、HP、强生、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持续的大胆创新，经过几十年或者上百年的历史，仍然保持着生存的企业。 而难上加难的是，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强大农业科研网络，美国农业部、农业大学等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密切合作，承担起从基础研究、区域性研究和推广、特定项目研究和推广等不同的领域。
一个杰出科学家实现的是“结果”，某些零星的、片面的成果，不具有可持续性，自然也就缺乏全球化市场竞争能力。 一个组织则实现了升级，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持续研发新的产品，满足市场不断提升的要求。 而对于一个网络系统来说，重点则是培育组织的能力，保持现有组织的市场服务能力，并且持续孵化出新的更具独特竞争能力的组织。 在网络系统中，多个组织的相互沟通，通过组织之间规则的确立，以及长期的时间磨合，实现竞争淘汰，又相互合作的“集群效应”。 在农业研发机制上，中国与美国的差别在于：中国仍然保持着专业人才“一钱不值”的工作环境，所以中国的机制留不住人，更不用说建立农业研发系统了；同时，美国则通过强有力的国家资本投入，形成了完善有效的覆盖全国的研发网络，这个研发网络在推动美国农业发展，保持自身的生存基础上，支持了大量私营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 而这个网络持续吸引优秀人才加盟，支持美国农业的发展。
美国的农业研发网络，在基本机制上就像硅谷。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以南圣克拉拉县帕洛阿尔托到圣荷塞市之间，长约50公里，宽约16公里，共70余平方公里的一个谷地。因这里的半导体工业特别发达，而半导体的主要材料是硅，故称为“硅谷”。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技术区。 通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硅谷开创的高技术区已成为高技术研究开发的一种重要形式，被称作硅谷模式。 硅谷的起点是斯坦福大学。 近几十年以来，主要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的系统知识资源支持下，硅谷模式以大学或科研机构为中心，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或商品，形成高技术综合体。 它是继科学技术的个人研究、研究单位集体研究、国家组织的大规模项目研究之后，人类研究发展科学技术的又一种重要方式，是当代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成功方式。这种方式是一种自组织系统。
在高技术领域，技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物化的科学知识，它越来越要求科学、技术与生产趋于同步。硅谷模式正是这种最新趋势的集中体现。 在硅谷，大量学生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自办高科技企业。就像Google的两个创始人，通过自己的教授认识了风险投资者。 就这样，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型创业者和风险企业聚集在一起，风险资本家不仅向有发展前途的高技术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而且还提供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咨询。 在硅谷成功的企业中，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占有极大的比例和地位，他们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将自己的高技术发明商品化。 硅谷的各个企业依托硅谷而发展企业，而硅谷则主要依托公益性的斯坦福和加州大学而发展。 虽然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创造的销售和利润远远超过斯坦福和加州大学的经济预算，但是如果没有斯坦福和加州大学的基础支持，硅谷和它的高科技企业会很快衰落。
在发达国家，农业的商业资本跟硅谷的企业非常类似。 美国拥有世界上树立最多、实力最强的私人农业企业。 就像硅谷高科技公司和大学的关系，美国的农业私人企业能够发展起来，跟美国联邦和各州对美国国家和各州的公共研发机构的系统性和庞大基础密不可分。 比如说，现在美国私人企业投入农业科研的力量非常大，其投资规模已经占到整个美国农业研发投资规模的一半多。 而且，全国有数百家与农业有关的厂商从事研究工作，比如说规模较大的种子公司、农业机械公司、农业化学公司和食品公司，大都设有研究中心、实验室或试验站，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方面的研究。 这些私人企业的科研机构，有着优越的工作条件、先进的仪器设备和较多科研经费，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从事技术开发、新产品试制方面的研究。
这些私人企业对美国农业科技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些企业大规模进行商业资本投入，进行农业研发。 由于企业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因此研发机构就要研发出直接可以卖钱的农产品成果，比如说杂交玉米、转基因蔬菜种子等。比如说，美国农业部的ARS 和大学是知识的提供者,主要分析和说明农产品的内在工作机理。 比如说，杂交玉米的知识来源于ARS 和大学，但ARS 和大学只进行玉米遗传、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 然后，这些知识就进入企业研发机构，进行应用型开发，所有杂交玉米育种都在私人企业进行。 国家资本和商业资本不仅对种子等农产品基本材料进行研发的，而且也在持续开发适应国内农业所需的农业设备。当然，这些机械设备的最初的设计理念可能也都来自于ARS 或大学的研究成果。 另外，私人企业自己也会进行从初期的研发到后期的应用型研发的“全程研发”，最后变成适合农户需求的产品。 从农业经济角度来说，这些企业拉动了农业科技的需求，大约社会上60%的农业科研成果被这些企业吸收,并显著地提升了社会农业生产力。
在私人商业资本的农业研发投入上，非常值得一提的是迅猛发展的转基因农作物。 198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宣布成功将卡那霉素抗性基因导入烟草细胞，以及同年4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宣布成功将大豆基因转入向日葵共同标志着植物转基因技术的诞生。 1985年，第一批抗病毒、抗虫害和抗细菌病的转基因植物进入田间试验，同年，美国专利局宣布转基因植物受专利保护。1986年，美国环保署允许世界第一例转基因作物——抗除草剂烟草进行种植。1994年，美国的转基因延熟保鲜番茄——“FlavrSavr”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进入市场销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许进行销售的转基因食品。1996年，美国的转基因作物开始大量商业化种植。此后，随着大量具有各种优良特性的转基因作物不断研制开发成功并获批投放市场，美国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面积和经济效益迅速扩大。 很快，这场发源于美国的新型农业技术，成为了席卷全球的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革命，而美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转基因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美国种子公司的市场格局。 在植物转基因技术诞生后，很多种子公司看到了转基因农产品的发展潮流。 这就像当时的互联网热潮，大家都认为转基因技术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而且，美国农业部在《植物品种保护法》（PVP）中规定，他人可以出于研究目的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新品种的优良特性，这更加大了投资者的兴趣。于是，大量的私有资金投入到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当中，私人种子公司成为美国转基因作物研发的主要力量。美国农业部对1996―200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全美在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新技术专利共4200个，其中75%是来自于私人种子公司。 不过，因为转基因研发的过程漫长，导致成本高昂，时间周期过长。 所以，在转基因技术的竞争发展过程中，大多数种子公司发现转基因技术不但不能给他们带来高额利润，而且企业因为越来越高的转基因研发投入，已经面临明显的生存危机。 于是，很多规模小的种子公司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经济压力，只好纷纷倒闭破产，大的种子公司也纷纷开始合并或被其他企业并购。 转基因农产品整合成了关键的行为。 到1997年，美国的3大种子公司就占据了种子的研发培育及生产销售的很大部分。
商业资本在“羽翼渐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市场扩张。 在中国，外国的蔬菜种子占领了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50%以上的份额。寿光市具有种子经营资格的经营业户285家，其中经营的茄果类蔬菜大部分是国外品种。国外品种在寿光种子市场占有率，长茄在90%以上，番茄60%以上，辣椒60%以上，彩椒近100%，并且在大葱、胡萝卜、苦瓜、菠菜品种的市场占有率呈快速上升势头。国产蔬菜种子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只有在密刺黄瓜、芸豆、苦瓜等种植规模较小的品种占有一定市场份额。 随着外资的深入和对一些品种的垄断，一些国家厂商就开始了涨价的过程。 寿光曾经番茄爆发黄化曲叶病毒，这种病害爆发后，我国企业、科研单位一筹莫展，没有一家民族企业能拿出抗病毒品种，而国外公司9月份就拿出了抗病毒的种苗。这种抗病毒种苗价格一开始为每株0.42元，但随着农民用种量的扩大，很快上涨到每株0.87元。 而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因为中国缺乏相应质量的种子，所以只好接受高价的外国种子。
那么，中国的蔬菜种子在哪里呢？专门研究蔬菜遗传育种的中国农业大学苗锦山博士说，一个蔬菜品种的培育需要从各地选取材料，通过不断杂交对其后代进行遴选，除了靠大量的准备工作和研究外，还需要在不同地区进行多年试种，此后才能向农民推广，这个周期大概需要七年时间，无数次试种、筛选等实验需要相应的资金支持。但是，中国的国家农业科研投入，连农业部直属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员工工资都没有的时候，更不可能投入如此大的资金去改善民生。 而从私人资本的生存环境来看，没有大规模、成系统的财政投资做基础，基本上不可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农业企业。 而且，即使出现了袁隆平这样有潜力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明者，但是一句话就完全剥夺了袁隆平通过科技创新而获利的可能性。 如果袁隆平这样做出贡献的人都赚不到钱，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中国私人农业企业能够通过新产品研发，与国际的强者进行竞争呢？ 所以，当前专门从事蔬菜种子研发的机构主要集中在科研机构和院校，也有一些专门的种子公司，但规模多数不够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种子市场比较混乱，甚至有些假种子流入市场，使农民对本土蔬菜种子更加不信任。
100年前，洛克菲勒给中国无数家庭的夜晚带来了价格更低、效果更好的光明，如果洛克菲勒有“阴谋”的话，那也是因为中国人自己缺乏技术水平，做不出本土的煤油。 几十年前，爱迪生创立的GE给中国大城市的夜晚带来了光明，如果他有“阴谋”，也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能力发明自己的电力系统。 今天，无数农民主动选择高价的外国蔬菜种子，因为这些种子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收成和更好的经济效益，如果这些外国企业有“阴谋”的话，也是因为中国农业企业自己研发不出来质量类似的蔬菜种子。 那么，中国如何研发出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蔬菜种子呢？ 通过大量的国家农业研发投入，让农业研发人员“值钱”，并且吸引最优秀的农业科技人才，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业基础研发系统。 同时，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参与市场竞争，并且让私营企业赚到钱。 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那么相信广大的农民仍然宁愿让外资“阴谋”自己，谁叫外资的蔬菜种子质量好、产量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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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3 1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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