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延续千年的香菇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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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延续千年的香菇王国

——走进龙、庆、景菇民区

                                                 张寿橙

 

菇民区——一个以香菇孢子栽培为生的特殊群体所组成的经济区域，这里看不见香菇，千百年来，却流传着说不完的、讲不清的香菇故事。

车子离开龙泉市区，东行20公里后，我们将进入一个以神秘的面纱掩映着的香菇世界。这里群峰层叠、溪水清澈。云雾缭绕处，几许村落农舍隐约其中。这里居住着与平地无异的朴实山民，但他们一不靠农耕种植，因为这里山高水冷，有限的梯田山地不足以维持生计；二不靠种茶种果，也不养蚕栽桑，因为高山雾大、风大、无霜期短，茶、果、桑长不好；三不靠伐木砍柴，因为海拔在1000米以上，松杉杂木长势不良，山高路险，即使些许木材、樵柴也难以出运；这里的山民更不作兴捕猎山兽，他们崇尚与自然的和谐，决不无故杀生。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且延续千百年的便是用一种常人难以思议的方法生产香菇。这种方法既不用菌种，也没有任何设备，就凭着一把斧头，在伐倒的长条木上砍以疤痕，让空气中的“孢子”落入口内，成长菌丝，历经二年后长出香菇来，称为砍花法栽培香菇。擅长这种办法的，在全中国，仅有这里的菇民。

菇民分布的地区称为菇民区，其地跨龙泉、庆元、景宁三县市十余乡、镇，中心地带在庆元县龙岩村，以龙岩为核心向西南呈扇形延伸，约1300平方公里。清乾隆年间，有菇民15万，至1990年人口已达25万，其中庆元县13万、龙泉市6.5万、景宁县5.5万，但生产方式早已发生变化。菇民区与其近邻之非菇民区最大区别是在民俗、语言、生产与生活上的差别。

这个菇民区的历史从史料考证，已延续了1000年以上，当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以孢子栽培为核心的香菇生产开始分化，社会进入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时，菇民区的结构出现松动，基础动摇，其区域特征发生变化，至今已基本上融汇于一般农区之中，这种独特文化现象的丧失，到底是社会进步或留有遗憾，尚待后人思索。

“枫树落叶，夫妻分别；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菇民区有着独特的生产内容与生存方式

菇民世世代代以香菇谋生，千百年来，每当秋天“枫树落叶，夫妻分别”，男人们不分老少，凡能出门的都上菇山了。他们的菇场远在福建、江西、安徽、乃至四川、云南、广西，旧时交通不便，上路要走半月一月，上山后搭一简易菇寮，便开始砍树种菇，直至第二年清明前，气温升高，种菇季节过去，此时已是“枫树抽芽，丈夫回家”。菇民返乡后，担回一些大米，合家团聚，然后翻耕有限的粮田。世代如此，他们所擅长的就是以香菇孢子自然繁殖的方法——砍花法栽培，直至20世纪八十年代，逐步向菌丝栽培所取代。

菇民区有着独特的“菇山语言”——山寮白

香菇是菇民唯一的生存物资，是他们这一群体存在的基础，因此对其所擅长的砍花法栽培技术采取极端的保密措施。他们有严密的行业约束，甚至使用专门的菇山语言，称为“山寮白”，非菇民，即使亲朋好友，一句也听不懂，至于龙、庆、景三县的非菇民更无法理会。如种香菇称为“做木孱”（音xiang）老鼠称为“郎”，吃，称为“胡”等。在家族内，他们规定“传媳不传女”，千百年来谁也不敢泄露技术秘密。1923年，大赛人叶跃庭在江西菇寮上写了一本小册子，取名《菇业备要》，由龙泉同福堂石印流行。此书大多为菇山生活医药知识等，但其中也写了19种菇树名称，一时引起菇民强烈不满。三县菇民领袖们就在“三合堂”（这是一个三县菇民领袖人物议事决策的神庙，在景宁英川）作出决定：罚其在蛟垟演戏三天，没收该书后烧毁。此后该叶跃庭亦举家迁往外地。菇民区内任何人不敢造次。

技术深奥，少见农书，无法外传

菇民即使在各省深山菇场，地方官员们也无法领会其技术。所以自宋、元、明、清以来，各省县地方志或农学家如《王桢农书》所记浙江人栽培香菇，都只有一个慨貌，关键技术永远是一个谜。

直至今天，砍花法的栽培原理虽然已经破解，我已将其基本规律专作一个章节，列入于《中国香菇栽培学》一书，并于1992年出版，但操作起来仍然万分困难。其深奥之处在于斧头砍下的花口，其深浅、横竖、疏密、因树种不同，山场不同，倒问不同而各异，也无法用度和量将其规范。比如“枫树半粒米，橄榄洋钱边”，形容这二个树种砍花之深浅不同，让人无法理解“半粒米”和“洋钱边”之深浅到底几何。我曾于1982年专访景德镇郊外瑶里乡菇场，附近村庄曾为龙泉菇农之东家达百年之久，该村一秀才研究浙江人香菇砍花之术，仿菇农之砍花方法，历经20余年，竟一菇不出，直至今天，南方七省山区，千百年来经历了菇民的持续栽培，而这些山区，至今无一当地农民能仿砍花法生产香菇。

崇拜菇神吴三公和五显灵官

由于他们的生存和生产环境十分严酷，生产力水平也很低，而且砍树种菇常受多方指责，长期处于社会之底层，更得不到官方的扶持。于是只得借助神灵的保佑，由此而形成菇民区的特殊信奉和菇神崇拜。吴三公——一个出生于宋代龙岩村的山民，相传他一生以自己之神力保佑一方，被菇民奉为“山神”。菇民上山后，常在菇寮内设立香火榜以供祭祀。香火榜上还有受菇民崇拜的菇神刘伯温，以及南方民间共同祀奉的五显灵官。如今菇民区内大小神庙均以五显灵官和吴三公为主祭神像，龙南下田等神庙规模尽大，四季香火不断。

刘伯温为菇民请命

刘伯温即刘基，浙江青田人，其浙江文成的老家——南田村和菇乡景宁菇区仅十数里，他深知菇民的苦楚。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奠都金陵时，因天旱求雨而食素，苦无素菜作下筷之物，刘基遂以处属所产香菇进献朱元璋，太祖吃后非常高兴，令每岁置备若干，随时食用。刘基告之香菇栽培方法并乘间奏以龙、庆、景三县田少山多，地瘠民贫，但却擅长香菇栽培，请旨将种香菇作为龙、庆、景三县菇民之专利，太祖准奏。自此之后，菇民加速向南方各省菇场拓展，繁荣了数百年，所以至今菇民区大小神庙上还留下一幅对联：朱皇亲封龙、庆、景；国师讨来种香菇，以作纪念。不少神庙，还塑有刘伯温神像，终年香火不断。

何澹，留下185字的史料精华

围绕香菇还有许多美好的传说，历史上许多农学家、文学家、政治家都对香菇和菇民留下他们书写的诗词歌赋：但真正为中国香菇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却是南宋嘉定二年，即公元1209年《龙泉县志》的作者何谵。

何谵，龙泉豫章人，他曾任当朝付相，退休回龙泉后，写下了香菇砍花法栽培的185个字，是留存至今最准确的香菇砍花法栽培记录。这185个字传至明代，由当时浙江参政陆容载于《菽园杂志》一书中，以后又被《广东通志》转录，最后传至日本，日本林学家佐藤成裕据此写了《惊蕈录》一书，此书已成为日本之国宝，大大推进了日本的香菇发展。由于何谵的伟大贡献，人们将其奉为香菇之父。

龙泉，作为人类香菇栽培发源地，是这里的先民首先将香菇从万千野生的蕈菌中甄别出来，驯化成功，发展成至今成为全球性的重要产业，其中历经年代之久远，已无从稽考，许多迷还有待今后去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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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王国故事多——之一

一次神秘的民兵行动

——原来是毛泽东想起当年井冈山上的浙江菇民

                                                 张寿橙

三中全会后，喜讯频传，在浙江龙泉师范学校的员工里，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名字叫柳林，和我常来往，我们交谈十分投机，他就是原浙江省公安厅的副厅长。柳林，山西人，个子不高，沉稳而健谈，是一个知识份子型的老公安干部。我的家就在师范学校旁边，我们常在闲聊。那是三中全会后，我正从“反革命”平反后变成“革命的科技干部”，他亦将从副厅长变成受监督劳动的普通员工，而重新当官。我的工作场所正是龙泉市林场的香菇实验场。那时林业局给我配了几位大学生，搞了许多出菇试验，在实验室里，屋旁山上的丛林里，到处都摆上了长满香菇的段木。柳林常在我们的菇场里走走看看，由于我们彼此都从那“极左”的严酷的政治迫害中走过来，也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老厅长讲出一个保密的故事

有一天，他终于和我讲了一个原为“绝密的故事”。说是“故事”，却也有几分值得深思的地方。这便是“文革”那个时代，连树上生的、山上跑的、地上长的都变了，一些极平常的东西，变得那样稀罕，甚至要兴师动众地当作“政治任务”去完成。至于某一伟大人物要吃几朵香菇，却化去几个乡村庄多少人宝贵的劳动，那就更值得思考了。也许是言者无意，却惊动了一方子民，谁也不觉奇怪。

由于柳林讲的事情太神秘，而且，竟然就发生在身边，却一无所知。我企图核对此事，于是请教当年许多在党委政府工作的同事，他们都知道有这回事，但都不清楚细节。因为事关重大，且系食品、有生命之虞，保密工作做得特别严密。

因此以下的故事，在细节上可能有疏漏之处，不能怪柳林。

民兵紧急集合

那是40多年前——1966年5月中旬的一天，艳阳高照，大地葱绿，农民们都忙着为连作早稻耘田除草；那高高的山岭上，伐木工抡着大斧正在挥汗操作，哗啦啦，又一株大树倒下了，他们要赶着这夏日好天气，伐足计划内的木材。实然，村中的大喇叭响了，播放的是村民兵连的紧急通知。“全体民兵，紧急集合；全体民兵，紧急集合”，喇叭反复传来紧急集合的声音，说明任务十分紧急。在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最高指示下的民兵们，在隐隐约约地听到“集合”的声音后，不肯怠慢，迅即从山上从田间回来。在民兵连部的空地上，民兵连长和村党支书传达了从乡人武部长那里接受的任务：“全体民兵三人为一组，立即上山採香菇”。 “採香菇”，这里哪来香菇！“必须完成，这是紧急任务！龙泉出香菇，怎么找不到？”“至于采来如何使用不必问，也不准问。”就这样同一声音，同一任务，同一时间，分别在龙泉的八都、龙南、屏南等区、乡靠近大山丛林的村庄传了开来。民兵们随即行动，就像接到了一个战斗任务！

到底有多少民兵上山，有说几百人，有说上千，有说一、二百……在那个谎话连天的年代，这种“战斗人员”的数字，既是保密，也是靠不住的。

二辆吉谱车随时待命

另一方面，在县里，省里来的二辆吉普车，以及几位督办人员在焦急地等待着，电话铃声，时起彼伏，不断传来几个乡、区武装部的电话……时间已过20小时，鲜香菇还是一朵也找不到。

龙泉、庆元、景宁三个县，是世界香菇发源地，世世代代，万千菇民正是以种香菇谋生，（当时庆元并入龙泉县）龙泉没有香菇，岂非奇事、怪事。

直至第二天傍晚，“鲜香菇找到啦！”，消息终于从八都泗源方向传来。原来是泗源乡的龙头山，这山海拔800余米，与福建的松溪县交界，一个丛林之中，一根烂木头上找到了，一共有近20朵，不到一市斤，由于这些香菇处于高温之中，长出多日，早已开伞，有的已经干死，也有几朵菌褶发黑，烂了。民兵们十分高兴，那时很少汽车，于是二个人骑着自行车如获珍宝似地经过40多公里的颠坡，送到了龙泉，但见停在人武部的二辆吉普车，迅速发动，登记好香菇的采集人，地点和数量等数据，证明无异常情况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往杭州方向送去。

毛泽东想起井冈山时代的浙江菇民

紧急动员，民兵上山，专车送杭，而且就这一点点鲜香菇，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呢？这一点点鲜香菇有什么特殊用途呢？原来当时毛泽东正在杭州，他想吃香菇，而且是鲜香菇。原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江西瑞金、吉安、井冈山一带较长期地从事游击斗争。那些地方，包括江西全省以及与浙江、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都有浙江菇农在深山中生产香菇。这些山区的香菇全部是以砍花法生产的。菇农秋冬上山，清明后採菇结束下山，返回浙江。五月上、中旬，气温上升至20℃左右，尽管大批量的香菇采收已停止，但菇木上仍会留下一朵朵残存的鲜菇，这在江西的菇场上是极易找到的。这些深山，正是共产党人当年频繁活动与出入的地方，菇民一生贫苦，自然和红军游击队配合得格外紧密。事实上，也有不少菇农参加了革命。毛泽东在那个环境里，接触浙江菇农，品赏这种香菇自然十分频繁而容易。同时这种利用孢子繁殖的香菇特别好吃。在当年，全国不论何种地方，除非龙、庆、景的菇民，其它地方的人无论如何是种不出来的。毛泽东自然也知道，香菇就是浙江菇农种的，而浙江菇农、就是龙泉、庆元、景宁这三个县市的专业香菇生产者。

毛选四卷中记下了毛泽东对香菇的器重

由于砍花法香菇之美味，一经食用，自然是任何人也无法忘怀的。因此，在毛泽东的脑子里，自然留下了浙江人种香菇的深刻记忆。于是从菇民的生活、生产以及香菇生产在发展山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有十分深刻的研究。这一点，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心经济工作》一文中，他特别写到要发展山区的香菇、茶叶等生产。当年他在杭州，正是全国处于“文革”激烈动荡前夜，在相对平静的杭州。况且当时正有浙江省公安厅的厅长们为他警卫，为了香菇这一小小的饮食喜好，而毛泽东也许是无意中的一句话，于是就出现了龙泉民兵作为突击任务全力寻找香菇的一幕。

时代变了，鲜菇成了普通蔬菜

一点点鲜香菇，在今天看起来，根本不是问题，似乎全国任何地方，即使不生产，也可以迅速买到。即使万里之遥，也可用飞机托运。可是在当年，五月中旬，龙泉气温已高达25℃以上，即使山上有野生香菇，也已绝迹了。况且当年正是“枪毙香菇”的时候，连去外省也被作“破坏农业学大寨、走资本主义道路和破坏森林”批判。谁还敢在自己家乡栽培香菇呢？以往，菇民偶尔也在本地山场上，砍几棵树，用斧子砍些口，出点菇。经过反复地批荆，连那么一点点痕迹也给抹除了，于是就出现大量民兵上山，二天才找到不足一斤菇的可谓“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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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王国故事多——之二

 

 

 

祁门惊变 菇民流泪又流血

——国务院急电，丽水专员率团赴皖南处理

张寿橙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在皖南祁门县的排斥菇民事件，由于受到国务院和省、地各级关怀，及时排解，幸未造成连锁性事件，从中亦可知菇民谋生之不易。

终于迎来了一片蓝天

三中全会后，菇民们总算能自由地外出种香菇了，长期受压抑，被批判而剥夺了的生产和生存权利，终于得到恢复，龙、庆、景菇民也迎来了一片蓝天。菇民们虽已很贫困，仍然东拼西凑的筹足了种菇租山的本钱，向原就十分留恋而熟悉的菇场进发。按照千年传统，菇民们首先选择近邻的福建、江西、安徽三省菇场。庆元以福建为主，遍及福建八个地方四十多个县、市，龙泉、景宁更多地在江西和安徽。谨安徽祁门、江西景德镇一带即集中了近2000名龙南等乡菇民，另有400余景宁县菇民亦在景德镇及祁门一带，这二个地方各有菇寮上百个。1982年,祁门香菇产量达1700担，派购任务为350担。

历史上罕见的排斥菇民事件

1980年砍的菇树，菇民称做的“木孱”， 82年冬正当旺出菇，二个冬春投入的生产成本和耗费大量劳动力，终将开始收获，是采菇收获的季节。正在此时，突然传来安徽祁门浙江菇民香菇被抢，菇寮被烧，菇民被打致死的恶性流血事件，而且是由当地民兵们有组织採取的集体行动，一夜之间，即有20多起菇寮发生抢劫与殴打菇民事件，使该地2000多菇民处于危急之中。祁门县渚口公社龙泉人季火有等14人，1981年前在该地做了2300多工，因被驱赶引起械斗后，原班人马只得放弃，走了；转给其它人管理，又被抢了，未收分文。类似菇寮损失很大，打砸抢还一度漫延至景德镇附近。1983年，笔者还与龙泉县府办主任陈岩来一起，专程赴景德镇瑶里公社处理菇寮被抢，菇民被打一事。祁门这次事件总计使龙泉、云和菇民损失达100余万元，其中有一人被打后医治无效死亡。祁门事件虽为一偶发性事件，但与当地个别领导人对浙江菇农砍树种菇的历史传统，菇林和谐等问题的认识模糊有关，意在驱赶浙江菇农，驱赶的借口是菇民超限额砍伐菇树，合同款未上交，破坏森林等。据称，1981年春，屯溪地委书记在传达安徽省委书记张劲夫的话，说：“香菇，你们自己不会种吗？”此话并未说要驱赶浙江菇民。而祁门县个别领导人却借此发挥，致使意想不到的大祸从天而降，一些当地农民则借机大搞打砸抢。

群体性打砸抢 惊动国务院

菇民将一家人全部生活寄托在香菇上，一旦被毁，即失去生存希望。历史上也曾有过菇寮被烧，香菇被抢事件，但那多属一些豪强盗贼所为。菇民对防贼原有准备，3—5人的抢劫活动，他们不怕，也根本不在话下。祁门县个别领导人以官方动员民兵整体行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后，数百菇民奔走联络与商量对策，形势十分切急与不安。当时龙南乡政府派驻菇民生产地——景德镇的干部，也焦急万分，面对如此抢劫行动，菇民们历史上尚未碰到过。这些贫弱无助的汉子，只有含泪申诉。于是一封封血泪申诉直至北京，分送中央公安部和国务院。时值文革动荡之后，国家正处恢复与发展的大好晨光，由于此前曾有北京农业大学娄隆后教授对龙泉等地香菇的调研报告，发展香菇生产已经有了李先念付总理的批示，引起当局的重视。国务院对如此群体性的打砸抢受害者的申告事件，十分重视，急电安徽与浙江省，指示相关地区与部门予以调查处置。

专员、县长急赴祁门调处

浙江省政府接国务院急电，十分重视，除致函安徽外，急电丽水地区专员公署，妥善处理祁门事件，保护菇民权益。当年丽水专署与龙、庆、云和、（景宁并入云和）三县对菇民赴外省生产十分重视，对菇民外出较集中县、市，三县都设有菇民委员会常设机耕。如庆元在南平、龙泉在景德镇所设菇民委员会驻外分会，均有3—4名专职干部。祁门县的菇民以龙泉为主，云和为副，丽水专署组成以副专员陈士达为主，龙泉县副县长徐承禄，云和县副县长王火荣等三人为副的工作组，前往安徽处理。随行人员规格都很高。龙泉方面有县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吴孝德，安仁区（龙南乡原为安仁管辖）区长殷先加，云和县还有农委负责人等。浙江省人民政府还专门致函安徽省政府希望能密切配合妥善解决。

浙江省地县三级官员如此重视菇民问题，引起安徽省政府和有关部门严重关注。受害菇民更是激动万分，当徐承禄副县长一行爬山越岭到达祁门县的深山菇寮慰问伤员，看望菇民时，菇民在这里燃起了鞭炮，表示热烈的欢迎。一声：“娘家人来了”，竟引来这些远离故乡的硬汉们激动的泪水。

调处之难 在于菇林是否矛盾

当时的谈判很艰苦，也很复杂，因为事情是有组织的排斥，尤其是这位副书记借省里某领导讲话：“种香菇浙江人会种，安徽人不会种吗？”言下之意在启发当地农民投入香菇生产，而非恶意排斥。不论当时高层领导到底如何表达，但一个县委某一领导人的有意排斥足以引发一场大的冲突。而且对香菇与森林的关系问题，一向极度敏感，一个菇民一冬春在菇山上伐木量达数十立方米，决非小数，而且合同契约的数量与实际砍伐量很难介定是否相符。而且当时理论上谁也说不清种香菇是“合理利用”或是“严重破坏”。官方一旦扣以“破坏森林”的帽子，处于弱势地位的菇民即使有理也难辩。所以历史上菇民要靠“皇封专利”或将菇场选于人迹罕见的深山，所产多少干菇也一概隐埋其数字，挑下山时更将其压扁装袋，以免露眼而惨遭横祸。此次祁门流血，菇民除伸告之外，只能依赖家乡父母官为他作主了。

祁门——徽菇主产地，已有千年历史

祁门乃安徽省林业第一大县，阔叶林资源非常丰富，与江西景德镇为邻。浙江菇民在当地生产香菇至少已有700多年历史。因为元代农学家王桢于1313年所著《王桢农书》“菌子”篇，其内容142个字，正是记录当地的砍花法栽培，成为世界香菇栽培上的历史名篇。当年王桢任旌德县尹时，十分关注该地山区菇民的生产实践，这142个字是根据他的观察，所总结的。就此而言，祁门香菇生产历史远在王桢之前。王桢对山区的香菇生产评价很高，指出：“今深山穷谷之民，以此代耕，殆天出此品，以遗其利也”。王桢以一个农学家和地方官员的眼光看待“山民”们的劳动，给予极大的鼓励。同为祁门县官（祁门与旌德相距不过百里，元时同为一县），在香菇与森林、香菇与山区农民生活的密切关系的认识上，或者在解决浙江菇民与当地群众利益分配及林木使用关系的处理上，采取全国罕见的有组织的驱赶菇民活动，显得轻率，险成严重的伤亡事件，是十分可悲的，是不计后果的活动。何况浙江人在彼处长期生产香菇，已经与当地群众结下紧密的合作互利关系，以租山合同为法律凭据的合法生产。砍伐杂木须付给当地山林所有权者以现金，完全取得当地村民许可条件下，才能生产。这种香菇生长，既有利菇民，也有利当地农民。

菇民为祁门经济作出重大贡献

安徽以及所有砍花法香菇栽培传统产地，都是浙江人在生产，千百年来当地人根本无法掌握其技术，也从来无人与浙江人合伙栽培。由于历史悠久，已经成为当地经济的组成部份。据祁门县供销社谢琦先生称：“1930——1933年，产香菇3万公斤，约600担。这些菇70%经新安江水运至上海。1949年至1957年，每年平均产菇245担。”合作化和1958年后，香菇生产受到批判，不准菇民外出生产。几乎断了广大菇民的生计，为寻求出路，龙、庆、景三县不少菇民冒着被民兵扣押和批斗的风险，纷纷外逃福建江西，龙以1956冬1957年后，外逃人数更多。（至今在福建江西不少地方仍有大批龙泉人聚集），香菇生产也几近绝迹。至“文革”的1966年，祁门这个著名的徽菇主产地，只收了22担，几近消失，三中全会后，方才恢复生产。香菇这种食品，历史上很紧缺，1986年前，一直作为国家的特供物资，由于皖南及景德镇等地是徽菇和赣菇主产地，政府将其定为统购物资，供销和商业部门每年都将统购与派购指标分解至县、乡，乃至每一个菇寮。菇寮又与供销部门签订香菇生产与收购合同，明确应交货数量与价格，供销或外贸部门亦以短期贷款扶持菇农，过年时，给以慰问。对于身在深山，在当年物资奇缺条件下，能得到当地政府的关怀，菇民也很感激，形成了一种互助互利的关系。这种产销关系，在皖南，以祁门为中心，其周边包括黔县、休宁、歙县、旌德、宁国、泾县、青阳、石台、东至等县、市均如此，形成并延续了皖南作为中国历史名菇的著名主产区地位。

由于计划经济年代，合同派购所形成的物资管理体制与市场流通方式，形成了强烈反差，香菇产季来临时，产地收购部门通过政府的公告等形式，打击香菇的自由交易。凡有浙江菇民出入的车站，码头或重要路口，常有民兵等把守。一经发现，遇菇民自带香菇，即作为“投资倒把”处理，予以没收，亦有作收购者，自然是最低价格。一旦没收，菇民血本无归，申告无门。我每年均会去菇山调研，曾在景德镇某收购站前，目睹被没收香菇的菇民，悲苦无助的惨状，留下极深刻的影响。

求稳定 顾大局 终于达成协议

陈付专员一行与祁门县政府的谈判很艰难，因为确有少数菇民因故未很好履行合同，如派购香菇任务未完成，贷款未还清，或伐木量超过合同规定。而此次群体性因驱赶菇民引发的纠纷，事实上是一次祁门方面的政府行为。在祁门县内，虽有许多领导人，尤其是乡、镇基层领导，十分同情菇民的艰难处境与艰辛劳动。如祁门县分管财贸的李副县长，得知菇民被打伤住院时，当晚就去医院看望与慰问。但祁门方仍坚持浙江菇民必须放弃菇场离开祁门，这一点肯定无法为菇民能接受。因为菇民已经投入的成本，有3—5年的收获阶段。立即放弃意味着多年劳动和心血，化为乌有。况且浙江菇民以艰苦的劳动谋生，砍伐林木有合同在先。此时，浙江方面经过商量，决定向祁门县的地区领导——屯溪（徽州）地委申告。当时是以龙泉县的徐付县长和云和县的王付县长二人署名提出，一行人到徽州后，受到热情接待，在徽州地委主持下，双方达成协议：中心是让浙江菇民按合同采收香菇，待本期合同结束后，不再栽培。

事后，得知祁门县领导班子调整后，对香菇生产已不采取排斥态度，次年冬，我本人接受龙泉县菇民委员会委派，会同安仁区长殷先加专门在祁门召开菇民会议，进一步协调双方关系，双方都很满意，合同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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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王国故事多——之三

 

 

 

从山城龙泉走向世界

——一次艰难的香港之行，一次四十年隔绝后的相聚

                             张寿橙

 

1987年的岁末，接到了参加第一届国际蕈菌学术会议的邀请函之后，我想龙、庆、景的香菇历史终将与世界的学者们共同研讨，并向全球公布了，内心处于激动之中。同时，海峡两岸隔绝40年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已经结束，各自神秘的蕈菌面纱终将拉开。这是我国历经“文革”动荡后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经过几年来食用菌产业大发展，尤其是台湾方面开放赴大陆探亲之后，允许两岸学者往来，第一次参与国际蕈菌会议，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

中华香菇史 初登国际学术论坛

这次在香菇中文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蕈菌学术会议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共同发起与举办的，我和广东微生物所的陆大京教授、中科院植物所藏穆教授、三明真菌所黄年来、蔡衍山教授等5人应邀参与。我是一个生活在浙江龙泉山区的香菇科技工作者，如何会搭上这一会议呢？事情源于1984年在广东举行的全国食用菌学术会议上，我所作的发言——“就王桢农书《菌子》篇，论龙、庆、景为世界香菇发源地”。此文在会议上引起重大影响，尤其是让张树庭教授感到震惊的是：首先听到一个中国学者，以自己的观点证明香菇人工栽培源自中国。让一向以香菇人工栽培源自日本，并为此而自豪的日本人难以理解。张教授讲起这段话时，他总是有几分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于是会后我们多次联系与探讨，一致确认了这一历史事实。在许多场合都讲到发源地的考察问题，并于1987年7月在其主编的英文版《热带菇类》上发表了相关文章，配以庆元西洋殿的照片，因为这是一个最典型的香菇神庙。而88年这次国际蕈菌会议，便是将这一重大历史事实公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讨论。

由于我的论文意义重大，与其说是公开中国香菇史，不如说是否定香菇栽培源自日本的观点——而且这是一个在国际学术界已成定论的观点——要加以否定，并代之以香菇栽培源自我国龙泉、庆元与景宁，谈何容易！

香菇在日本，影响巨大，尤其在振兴与发展日本山区经济中，贡献之大，超过一般农林产品，下自平民上至天皇，都视其为日本在全球贸易竞争中无可取代的农林产品。并确认其人工栽培源于日本江户时代，被视为“大和民族的骄傲”。我们不想否定日本这一历史。要澄清香菇的栽培渊源，最好的办法是以确凿无误的史料加以对比和佐证。王桢农书出于公元1313年，这一农书早已在全球流行与公认，这一点日本学者十分清楚。《菌子》篇对香菇栽培所记叙的132个字，十分清楚地证明了龙、庆、景菇民的砍花法栽培，历史年代一下向前推进了600多年。这是我的论文的核心部份，从年代上比日本早，从技术描述上与日本“铊目法”——即中国之砍花法相同。而且还留下了大量的历史地方志材料，已经无可疑问地动摇了香菇栽培源自日本的观点。因此，对此次会议，我充满信心。

相隔咫尺，“出境”还真难

1988年，我们对香港的交往还不是很多，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评价，“敌对势力”还在不断地通过香港这一中间地带，对我进行骚扰和颠覆。当时规定“出境”必须经过严格的组织审查，经过多方的“认识和培训”，除了层层政审，必须经本省政府批准外，还须报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最后经英国大使馆签证。由于手续过于繁杂，8月1日香港会议开始了，大陆学者到会的仅我和藏穆教授二人,次日黄年来与蔡衍山到达，陆大京教授居住于广州，是最近的，直至会议结束当天方才赶到。就今天来讲，真是天大笑话。以后几年，我又参加了多次在港举行的会议，如1993年的以中国食用菌代表团名义的学术会议，尽管仍是个人分头前往，手续却十分简便。想起当年步入中大校园何其不便，真的惊叹世道变了。

此次赴港，浙江唯我一人，被称一个人的“出国”活动，而我所面对的是来自全球的学者，地点又在香港；也是1987年11月，台湾开放至大陆探亲后，两岸学者第一次在香港接触，有关部门对此十分重视，我相信台湾方面也一样，存有戒心。而此次会议，我还肩负一项特殊使命，这便是和一位专程自台湾来港的长辈，在香港会晤，这位长辈是我夫人的叔公刘子鹏。刘子鹏先生1948年去台湾，40年了未见一面，前些年虽有书信来往，但彼此仍十分陌生，他当时任台湾青年党执行长，这个党是国民党的友党，在“立法院”里他是资深立委，是一个敢和李登辉拍桌子的人，而且他心向大陆，与原国民党时代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先生（时任全国人大付委员长）有特殊的友谊。我受命联系，希望能在香港一见。刘先生曾在香港居住多年，子女等事业有成。尤以其女刘英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刘先生出生于龙泉，他知道我来港与会的使命是将龙、庆、景辉煌的香菇历史与文化推向世界，亦望能为故乡尽一份力。于是我在会议之前，便将论文与资料寄到香港，望刘英能以更流利的英语，深入地解读。后来，我确实受到了刘先生一家的巨大帮助，也让香菇在他们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影响。以后的几年，刘先生和女儿皆夫人几度光临菇民之乡——龙泉，并设立了刘子鹏奖励基金会，设立龙泉中学刘子鹏图书馆等，为故乡文化与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1993年我在香港再次见面，当年11月去世。

发源地之争，受到曾涛的重视

88年3月，桃花盛开时，龙泉林场果园迎来了一位来自北京的稀客，这便是曾任外交部付部长，新华社社长，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外事委员会付主任的老同志——曾涛。曾涛在白色恐怖时代，曾在龙泉一带活动，这次是他故地重游，当时我任这个林场场长，起伏连绵的林场，低丘缓坡是一个千亩连片的果园。阳春三月，满园桔花怒放,香气扑鼻。碧绿的松林树梢上白鹭点点，正是万物青葱的日子，当得知我正准备着赴港参加一次特殊的国际会议，而必将与日本人展开一场香菇的学术论争时，心里十分高兴。他说：“这件事意义重大，我国劳动人民，像龙泉、庆元、景宁这样的山民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文化，一定要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扬眉吐气，”他接着说：“日本人学术研究的功底很深厚，你们以史料为依托，拿出史料复印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定能取得完满成功。”当他得知我还是第一次出境时，他随即告之我，抵港后可先与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他遂将负责人郑伯坚的电话告诉我，并说我将为你联系好，叫他随时为你提供帮助。（后来我抵港后，即与郑取得联系，表示24小时电话开通，随时可以保持联系与提供帮助，并且派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罗朝明前来联系。）

香港会议也是香港报纸热点之一，一个普通科技干部，仅仅赴港与会，在今天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了，在当时能引起各方面人士的高度关注，让我感到无限的自豪。

台湾汪先生为我代交会务费

台胞汪再英先生是开放大陆探亲后，第一位回乡的云和藉人士，也是对台湾农业极有研究的学者型人士，这一次他与我认真地讨论了台湾农业和我龙泉林场的果园布局，品类结构，观光型前景等问题，我们之间已建深厚友谊。他得知我将于7月底赴港时，十分乐意地为我代办与相关事务。他专门在港停留，赴沙田中文大学为我代交了250美元的会务费。（以后得知，我的相关费用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相关会议发起单位资助的，不必交纳。但这250美元交也就交了，我没有去取回。旋即，我将汪先生这250美元按当时国家规定的银行兑换牌价，以1美元换6元人民币计，合1500元人民币购买了1988年龙泉林场股份制果园公开发行的股票。这些股票每年都可按面值30%分红。2007年11月，这个被誉为浙江省三中全会后第一张股票正式退出果园，每百元获得2000元的兑换款，汪先生为我垫付的250美元，包括20年的股息，总共获得37800元的现金收益，大家都很高兴，这是一个小插曲。）以及有关手续，汪先生还在台湾写信告诉我，台湾香菇业同行对此次香港会议非常重视，一些著名香菇介人士都在准备着与大陆与会学者认真讨论。因为自从87年冬开始，经来大陆探亲的台湾同胞带入大陆廉价香菇，又经大量海上走私进入台湾，使台湾香菇价格大幅度下跌，已引起菇农强烈的不满，并于88年3月中旬引发了菇农向行政院的游行示威与抗议活动，主题是“抗议大陆廉价香菇冲击台湾”。此次来港开会中即有一位先生，曾参与并领导此次抗议的组织工作。对此，我期待着与他们直接交谈。

以历史与文化认同，消除认识上的巨大分歧

办好签证，我终于1988年7月29日乘机至广州后转深圳进入香港，记得这是一个闷热的午后，我正在中文大学会议住宿处登记后在房内休息，走道内过来三位黄皮肤的中年人，进房后他先作自我介绍：“我们来自台湾，想拜见张先生。”我说：我正是。原来几位客人就是台湾著名的香菇专家和香菇农场主，赖敏男，黄敏源和蔡秋生，我似乎一见如故略作寒喧之后，便谈起了香菇。当时，两岸之间已完全隔绝40年。彼此根本不知食用菌产业发展情况，资料上偶而出现一丁点消息，也只是通过西方或日本的刊物转载得知。所以我们的谈话，双方都感到特别新鲜。

台湾朋友对大陆误解很深，尤以低价香菇冲击台湾市场，直接带来他们经济上的损失。他们提出了许多今天看来十分平常的问题：比如大陆香菇真的如此便宜吗？低价倾销政治目的是什么等等。

对此，我正好将大陆以龙、庆、景为主，菇民世世代代的悲惨生活加以十分令人信服的话言一一讲清。1988年的大陆菇民，仍有不少採用以孢子自然繁殖的砍花法栽培，生产上就更艰辛了。

我参与此次学术会议，目的是将香菇发源地的观点推向全世界，特别是要让日本人信服。为此，首先应让同文同种的台湾学者信服而共同对外，方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借此，我很快切入正题，滔滔地讲起了龙、庆、景作为香菇栽培发源地的历史依据。向他们赠送了我的论文文本。当我讲起龙、庆、景三县菇民千百年来以香菇栽培谋生，世代在寒冬腊月时在异省他乡深山老林里过着卧雪眠霜的生活，以砍花法生产香菇，而且经常因爬树剔桠，悬崖操作而命丧黄泉时，他们都流露出无比的惊奇和同情。这如同梦境中的香菇栽培和如今台湾流行的木屑太空包栽培相差可谓十万八千里。一下子就把我们两岸同行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记得这一天，气温高达36℃，港大宿舍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吊扇，仍很闷热，赖敏男博士是光着膀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讲叙，不时地提出砍花法的操作问题。当时，大陆菇民收入很低，每年的收入仅够得上基本的温饱而已。而台湾人却认为是大陆有意将菇价压低，以冲击台湾市场，误解之深，可见一斑。

通过交流，彼此交换了资料，我当时带的《中国食用菌》等刊物被当作纪念品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花坛边，山道上，我们彼此十分融洽，尤以商议今后如何加强两岸菇业交流。

认同菇神 崇敬菇神 成了两岸共识

龙、庆、景菇民是一个十分贫弱的群体，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下生产香菇，悲苦而无助。历史上凡是对菇民生存有过实际帮助的人物，无论是政治家、文学家、农学家或普通人士，菇民都会以世代传颂，乃至被尊神而加以祭拜，吴三公如此，刘伯温亦如此，这一点可从菇山香火榜上看出。台湾同胞对这些菇神传说，表示出高度的的认同。与会的几位朋友，都希望能尽快得到这些菇神的详尽资料和神像。因为台湾香菇历史可探究的仅是1906年日本人在中部山地的试种活动，历史不长，更无菇神可言。他们从伟大的中华千年香菇文化中获知菇神之传说，也就十分容易认同。记得次年，他们几位再来大陆菇民区时，吴三公等香菇神像即飘洋过海来到台湾菇农的家中。

1209年何谵在《龙泉县志》中关于香菇砍花法的185字记述，1313年《王桢农书》在台湾学者心里，同样视为崇高的农业文化瑰宝，砍花栽培由何谵而王桢记录留于后世，已成为我中华香菇历史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而明代刘伯温为菇民生存而向朱元璋奏请为龙、庆、景菇民之“专利”尤令人崇敬。

由于众多历史人物的奉献，被菇民长久地崇奉而成为“香菇之神”，亦是顺理成章的事，台湾学者以及参与本次会议的各国华人学者，对此都持高度一致的态度。

一周时间的相处，为我们结下深深的感情，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尼、越南、加拿大的朋友中，多数还是原来福建和广东人，有的居然是原农业技术干部——我们曾经的同行，就更感亲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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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菇王国故事多——之四

 

 

菇寮被烧、香菇被抢、菇民流血!

——江西、浙江等省有关部门采取坚决措施、

稳定菇业、治理整顿

张寿橙

经过82年冬祁门事件后，菇民在外种菇形势有所好转，各地推行菌丝接种与木屑栽培后，至1987年，江西、福建、安徽等产地政府已完全取消香菇的统派购任务，无须再依赖，浙江菇农交售香菇以完成任务，且对森林的保护力度加强，浙江外出菇农也基本摆脱砍花生产模式，普遍采用菇木原条砍伐后，加播菌种的栽培方法，因此砍伐的随意性加大，无须以“留足遮荫树”来保护孢子的自然繁殖，菇山上常出现砍伐量超过合同使用量的事件，给当地村民以不按合同规定砍伐，破坏森林的口实，菇山纠纷层出不穷。1988年，龙泉县政府即派出时任政府办公室付主任陈岩来，县菇民委员会付主任张寿橙等一行赴江西景德镇瑶里公社等乡、镇，调处香菇被抢、菇民被打事件。

龙、庆、景、云四县3万余人赴11省深山生产香菇

尽管香菇栽培方式开始变化，但外出深山栽培这一方式，仍未改变。据88年冬统计，浙江龙、庆、景及云和四县外出菇民3万人，分布11个省的100多个县，仅闽、赣、皖三省人数即达27523人。其中：福建省8450人，江西省14320人，安徽省3753人，年经济收入3300万元。菇民外出都在严冬，他们携老带幼，远离家乡，深山搭寮，石头砌灶。白天作业十分危险，夜间以炭火取暖，根本谈不上在床铺上安眠，他们劳动之艰辛，生活之刻苦，可谓笔墨难言。辛苦一冬春、总指望一场白雪，天公帮忙，收得些香菇，以回故里抚养家人。这种情景，菇民生产地政府和群众都十分同情，历来都得到他们的帮助。特别在市场香菇紧缺年代，不少产区专门派人来邀请菇民前往，有关政府还规定了许多鼓励菇民生产香菇的措施。

焚烧菇寮、哄抢行凶、菇民流泪又流血！

但是，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浙江外出菇民的合法权益在局部地方，仍然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特别是88年以来，不法分子，成群结队，明火执仗地闯入菇场，破坏菇木，殴打菇民，焚烧菇棚，哄抢香菇和菇民财物，尤其严重的是哄抢者自带凶器，事件频发，且越演越烈。据不完全统计，87年、89年春被哄抢菇民达4536人，被打伤200多人，其中重伤2人，死亡2人，被哄抢香菇300万公斤，直接经济损失1300多万元。庆元县在福建清流，将乐等县的菇民，遭到开着拖拉机前来的不法分子哄抢，被打伤10人，经济损失5万元，龙泉和景宁在江西省武宁、浮梁、景德镇市，婺源和安徽东至，祁门等县菇民共2800人，约有2700人的香菇被抢。特别是景德镇市浮梁县尤为严重，龙、庆、景、云四县在该县菇民2000多人，分布15个乡的490个菇棚，其中350个菇棚，1100多人被抢，损失鲜菇100多万斤，经济损失140万元。云和县在该地59个菇棚，全部被抢，除香菇外，衣服、被褥乃至身上钱物手表亦被抢走。

武宁县首开专项斗争，刹住哄抢风

哄抢无理，菇民们眼看辛勤的劳动果实毁于一旦，亦悲愤地采取各种手段自卫还击，伤亡及流血事件不断。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江西日报》、《法制日报》有关电台都作了报导。三月份，武宁县公安局开展了专项斗争，采取果断措施，依法逮捕犯罪分子4人，治安处罚48人，刹住了哄抢风。

闽、赣等省主产地采取果断措施

八月十二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浙政办发[1989]105号文件，专函江西、福建、安徽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了菇民被哄抢情况并要求予以制止，以保障菇民合法权益，菇民所在地的浙江丽水地区行政公署领导，十分关切菇民被哄抢的惨痛事件。九月九日至十七日，派出以行署付专员支存定为首，包括地区农委主任，龙庆景云四个县分管香菇的县府领导，菇民委员会领导等十六人，为落实省政府（89）105号文件，专程赴福建省南平地区邵武市，江西省景德镇市、安徽省黄山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同当地政府商讨保护菇民合法经营的有关问题，江西、福建、安徽省有关县市对此都十分重视。景德镇市付市长喻长林同志，付秘书长钟开国同志，农委主任严裕才同志，浮梁县政府付县长陈奇达同志等，在同支存定付专员等的商谈结果，还形成会议纪要，充分肯定赣、浙两省人民栽培香菇是发挥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巧妙结合的做法，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认为今春以来，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一度放松，无政府思潮有所泛滥，是这一哄抢的根本原因。双方研究了保护菇民合法权益的一致意见；加强对香菇生产的领导，关心和支持菇民的生产和生活，教育菇民依法经营，照章纳税，遵纪守法，菇民集中而哄抢严重的浮梁县在近期内由政府发出通告，稳定人心，稳定生产。对去冬今春哄抢香菇，焚烧菇棚，殴打菇民的大案、要案、有关公安机关抓紧立案查处，并选典型案例进行公开处理，以震慑犯罪。

对外出菇民加强领导，成为政府重要职责

龙泉、庆元、景宁、云和四个县，也先后召开了菇民代表会，在地区统一组织下，联合设立福建邵武和江西景德镇菇民办事处，以协助当地政府管理菇民，调处纠纷，保障菇民合法权益。广大菇民感激各级政府对香菇生产和菇民生命的极端关心和重视。不少菇民以悲痛和激动的心情说：我们一代代地离乡别土，生产香菇，想不到遭此浩劫，谢谢政府关心，我们一定努力生产。

枫树又落叶了，夫妻再分别，我们期望菇民弟兄今冬明春有一个好的收成，我们也相信在产地各级政府的关心下，今后菇民会有一个较为安心的生产环境。

平菇叶

占位置，做完事情回头细细看

富康真菌

厉害！定！

福建老菇农

张先生所写香菇栽培历史的演变,回味无穷,百看不厌,

漳州菇

精彩，很高兴看到这种文章。。。。。。。。。


1988年，我们对香港的交往还不是很多，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来评价，“敌对势力”还在不断地通过香港这一中间地带，对我进行骚扰和颠覆。当时规定“出境”必须经过严格的组织审查，经过多方的“认识和培训”，除了层层政审，
【这个不会吧，可能各地开放程度不一样，我本人1989年5月28日，那时我才17岁，乘飞机由厦门经香港转机去南非开普敦港，在台湾渔轮上工作，那时我地已经很多人劳务外派了。没过几天，国内就发生64事件了。这是我人生历练的开篇，这个时间段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