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7、说话轻率铸成大错 形势发展雪上加霜

老梁故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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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的春夏之交，应该是决定我在学术上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的关键时期。 如果当时心情、心绪，神经、神智能及时调整，博士学业就可以顺利发展，那以后就是在上层活动，位子、牌子、帽子，光环； 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就会顺流而下，从高层走向基层。

     就在这时，教授又叫我谈了一次话，问问我的研究进展，教授当时还是以非常轻松、关心的口气问我，枝荣，近来调整的怎样，心情好点了吧！你说我那个浑啊，我如果顺着教授的语气说多好啊，谁知鬼使神差地竟然说，唉！没有神经了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其实，我当时的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就好像是与至亲好友聊天一样脱口而出了。我想如果没有与教授的老乡、私交关系，如果面对的是一位西方教授，我的大脑肯定要高速远转，慎重地说话了。 

    这句话肯定是引起了教授的极大反感，极其不满，认为我这句话里有威胁的意思。从此，对我才真的有了看法，如果说前次的失误是我的自作多情，教授根本就没有在意的话，这次的失误，教授是真的生气了。

      山西大学刘波教授5月份来访问，正好我太太也来探亲。刘波应邀到张教授家做客，事后，教授在与我的一次交谈中，还特意提到，刘教授在我家也就是说你的事，本来你和你太太也应该一块去的，你这种状态，能去吗，口气之中，包含了对我的责备、惋惜、爱护、既恨之又爱之的感情色彩。

     1988年教授在香港主持了一次国际会议，按道理我做的那些工作绝对应该在大会上交流的，但是教授没有安排，只安排我接送来客。这又激起我的强烈不满，问题是我当时的研究工作确实有成效，也有许多值得继续探讨的地方，教授内心也是清楚的。我不但心怀不满，而且消极反抗，记得当时的大会我就没有参加。教授内心肯定也有觉察，特意和善地问我，枝荣，大会你怎么不去啊，有的内容与你课题有关啊！

     这次大会上，国内来了许多名家，我将做的工作就与他们倾述。与杨新美教授交流过，杨教授非常赞赏；与微生物研究所的宋大康所长交流过，毕竟是官员，他说，你做的再好，也得你的导师说话啊！一位四川来进修的所长，我们早夕相处一段时间后也是无话不谈了。他专门就此问过教授，教授说枝荣前几年干的很猛，很努力，最近不好好干了。

     事后慢慢琢磨分析当时我的心路历程，一件好端端的事情为什么能发展到这种程度，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我的不服气，当时工作确实做了很多，也有成效，后来回国后总结发表了7篇论文。   我看了教授第一位学生的博士论文，所作工作仅仅等于我的材料部分。

2、工作量太大，神经高度紧张，神经脆弱。

3、做的太多，多而不细，教授对里面的一些数据一时拿不定主意。

4、与教授的私交，也使我比较任性。

5、我的不在乎，我的内心对于成名成家没有追求，只求做事充实。基层干事也有基层的乐趣。教授几次与我谈话中，都提到respasibility,就是责任感。其实，我是有责任感的，不过和世俗的理解不一样。    

 

佳明

张树庭？